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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员成为热议话题。送外卖，是一份极耗费体力的工作，但因为其低门槛、多劳多得的特质，让这份职业成为经济拮据的底层女性的选择。
这个冬天女性外卖骑手越来越多，为家庭、为生活，她们挤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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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骑手进入男性世界
站在一群男人中间，她的鼻充斥着汗味、烟味、脚臭味。
外卖骑手杨燕娜捂住口罩下的鼻子，忍耐着取餐的等待时间。八里庄东里的昆泰美食商场里，在用餐高峰期，排队搭电梯上楼和下楼的队伍都很长，她需要与混杂且浓烈的气味共处15分钟。身旁的几个男骑手正在闲聊：“系统派了远距离的单，花长时间送去才赚几块钱，最近美团众包越来越不好干了。”
到商家处取完餐，再坐电梯下楼，人群迅速分散。杨燕娜还没来得及呼吸几口冬日的冷气，又赶忙放好餐盒，骑上电动车，在凛冽的寒风中穿越人行横道，抵达对面的商务中心。她小跑至电梯内，再次挤进人群中。拨通顾客的电话时，她闻到了另一股气味。
粉底液、香水、沐浴露等化妆品散发出混合的香味。她抬头，看见眉眼带妆女生们。而手机屏幕反射到自己脸上，素面朝天。平时接触的男人多，她感觉自己也渐渐像个男人，不好在脸上弄得太招摇。
电梯门开了，她越过女生们，朝顾客的办公室跑去。
昆泰和住邦是她相对固定的取餐地点，外卖骑手们也时常到此处聚集。杨燕娜在附近跑了5年外卖，头一年入职蜂鸟专送，在固定站点等单，没有订单时，需要驻守在站点内，她嫌规矩多，次年在美团众包平台注册、简单培训，便开始在系统上抢单、跑外卖，少了束缚，中午可以回家吃饭。
2015年，她只见过一个做兼职的女生送外卖，2017年，到昆泰等单的女生多了起来，她遇到的美团众包就有6、7个，处于30岁至45岁的年龄段。据统计，2017年到2018年，美团外卖的女性骑手由最初的0人，达到了8%的占比。最近新京报智库发布的《2020年外卖骑手职业报告》也提到，1046份调查问卷显示外卖骑手中有87%为男性，13%为女性。
【 美团众包|女性外卖员挤进系统】数字经济时代，算法让许多专职的外卖骑手成为系统的工具人，随着工作繁重和收入下降，越来越多男性骑手们辞工，像杨燕娜这样的女性进入到外卖骑手队伍，补充着系统的运作。女性外卖骑手增加许多，据杨燕娜观察，疫情期间饭店商场关闭，许多从事服务行业的女性收入减少，可能会通过跑外卖维持生活。
杨燕娜是来自河北邯郸的农村妇女，初中文化，婚嫁后全职照顾儿子。七年前，为改善贫困的家庭条件，她和丈夫一起到北京打工。最初，她找了份饭店服务员的工作，干了将近一年。回家过年前，她和同乡跟老板商量，在12小时的工作时长下再增加1小时，希望能涨500块钱工资，老板答应了。但临近过年，她依然只拿到原本的2500元薪资。讨钱无果后，她辞职了。
之后，她赋闲在家一年，丈夫也开始全职做外卖骑手。但仅他一人的薪资，只够全家勉强果腹，况且2015年，家庭迎来二胎，大儿子上幼儿园也需要用钱。丈夫没有多余的资金寄回家里。杨燕娜为了买奶粉、交学费，曾经向自己的妈妈和姐姐借钱，小儿子刚满三周时，她不顾婆家反对，重返北京，进入了送外卖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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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像她这样的女性骑手，大多肩上都扛着家庭重担，平时不穿工服，鲜少被认出来。对于这份工作，她说，“每天能看见自己的收入，不用被压着钱，心里舒坦。”用劳动时长追单量，杨燕娜的薪资，能填补丈夫无法盈余的空缺。
从四川远嫁到安徽的女骑手王婷，还带着4岁的女儿王雪到合肥一起跑外卖。她与丈夫分开了，老家只剩下父亲，平日工作忙，无法照料女儿，她也没有多余的钱送女儿去晚托机构。
王雪放学后，会坐在电动车上跟她四处跑。王婷进店取餐时，王雪安静地坐在车上等她，她一出来，王雪便自觉地打开外卖箱的盖子，让王婷放餐。
离婚前，她前夫时常早出晚归，每日只给十几二十元的生活费，王婷独自负担房租、水电、学费等开支，欠债十余万。2018年，她开始做美团乐跑，最拼的一天能跑上90多单，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赚来的钱，除了日常开支，余下的都用来还债。“有些男的都跑不过我，所以他们叫我‘婷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