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暂缓上市之后：谁可以垄断互联网企业的价值和收益权？互联网平台企业如何避免“公地危机”？( 二 ) 日前

通过对基建资源系统研究，法学家布雷特·弗里施曼教授（Brett Frischmann）提出三分法：商业产品，公共产品，社会产品。他认为，看到商业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区别，这是经济思想的进步。可是，这还不够，因为现实情形不止于这两类。在商品和公品之间，社会活动还涉及各种各样的“社会产品”（Social goods）。
如图1所示，我们过去以是否有消费中的互损抵消关系（Non-rivalrousness of consumption），是否有能力和权力拒绝供给（Non-excludability）概要划分商业产品、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和公地资源。许多社会产品没有消费中的互损抵消关系，但可能受拒绝权影响。国内一些互联网领头企业的一些产品就是介于商业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的社会产品。我们就需要思考怎样用共同体治理模式来扩大这一类社会产品的消费，鼓励溢出效应，甚至不反对“搭便车”行为。
不过，在设计新的治理模式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互联网时代的基建资源价值不是仅由投资人创造的，使用者也参与创造了生产过程和产品形式。如果否认这一点，公地悲剧便可能演化为公地闹剧，即少数投资人不合理地占用和支配具有公共性质的基建资源，以至于基建资源无法发挥内在的社会效应。
弗里施曼教授用下图显示，使用者参与制造了基建资源的价值。下图也突出网络经济与亚当·斯密时代的市场经济有一个重大区别：因为网络正效应（Network positive externality）使用者参与创造生产过程和产品形式。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的使用者都参与制造了一些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数据资本价值和网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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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共建的基建资源系统
经济学家奈特（Frank Knight）说，只有创业者值得称为利润创造者，因为他们有能力把别人避之不及的不确定性转换为确实的产品和服务。平台企业的创立者无疑属于这一类先进。但是，随着对互联网经济属性不断成熟的认识，社会逐渐建立起两条理性的共识：

尊重基建资源的公共性；
尊重使用者对网络正效应的贡献。

如果违背共识，试图独自占有和支配互联网经济的社会成果，更大危机会接踵而至。
让互联网平台企业成为“公地喜剧”的模范
对于具有基建资源性质的产品和服务，例如支付平台，如果没有一个具备明晰产权的实体去管理和维护，它将被过度消费却疏于维护。那是公地悲剧，必须避免。同时，如果换上各自捆绑手法，以为能说会道就可以指鹿为马，那将成为一场自编自演的公地闹剧。
许多互联网平台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有机体中有价值的成分。它们可以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地性质的基建资源有另外两个长期被忽视的价值属性：一个是“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 即使用的越多越广泛，使用价值越可以蔓延到下游活动中。另一个是“搭便车效应”（Free-riding effects），即人们希望以低成本或免费的方式使用基建资源。假如收费等于使用收益，人们则选择不再使用该基建资源。它更多不是理性而是感性的因素。因为免费使用基建资源的心理满足更高。如果平台企业能够看到他们可以调度的基建资源有这两个特征，进而物尽其用，那么他们能够创造几何级数的溢出效应和社会乐见的搭便车效应。那将是皆大欢喜的公地喜剧（Melody of the commons）。
设计公地喜剧，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尝试下面的原则：

设计和供给非市场用品（Non-market goods）。一些显示人们生活和工作环境的生态系统信息大数据，都应该保持非市场性质。它们也不适合成为政府分配的公共产品。例如，政府不能指定分配空气质量。非市场产品的生态系统不仅指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人文环境。在这个方面，互联网和大数据企业有无限的潜力。

设计和促进与良善活动相关的产品和服务（Merit goods）。良善品消费量越高，参与程度越广，社会文化和文明水平越高。例如，普及基本教育，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社区文化活动等。

设计和促进增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活动。社会资本一般指有利于社会合作的信任关系种类和水平。它往往是自发和自觉酝酿生成。刻意调配反而低效。例如，社团组织、商会、行会、志愿者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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