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大方提要：【任正非|柳传志+任正非，比荣耀+神州数码更值得期待( 二 )】站在台前的是神州数码，背后则是柳传志，即便他已经从联想控股——神州数码的母公司退休，依然是名誉董事长、资深顾问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神...

站在台前的是神州数码，背后则是柳传志，即便他已经从联想控股——神州数码的母公司退休，依然是名誉董事长、资深顾问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神州数码的董事长郭为也是柳传志的嫡系。
和中国大多数巨头公司一样，只要在世，柳传志这个创始人对公司的影响力就无人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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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回看40年前的柳、任，他们和现在大多数身处中年危机的35岁+男人没什么差别。
柳传志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我国最早的金融家，持有中国第二号律师证，但在特殊时期，父亲被打入牛棚，朝不保夕，柳传志吃不饱，穿不暖，还得下农场做繁重的劳动。即便日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抱了14年铁饭碗，日子依然清汤寡水，全家住在一间只有12平方米，由自行车棚改造的小屋，四壁只靠报纸糊，房顶盖着两张竹凉席，既不避寒，也不避暑，还得偷木头扩建，才能挤下一家7口人。
任正非更失意。父亲是毕业于北平民大经济系的高材生，但因为在国民党工厂任过职，受批斗，关牛棚，日子压抑贫穷，而任正非33岁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计量杯准仪器——空气压力天平，填补了中国仪表工业的空白。第二年又被选为军方代表参加科学技术大会，他依然得为自己的入党资格发愁。
两个人的创业都很被动。
柳传志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吃惯行政拨款，产品研发不仅跟国际水平越拉越远，还得不到市场响应。内忧外患之下，中科院不得不转型面向市场，鼓励科研人员走出去创业。
赶上改革开放第一批创业潮——1984年总设计师首次南下深圳，南深圳、北中关村开始热闹，一批批科技人员下海赶潮——整个中关村出现了40多家科技企业，两通两海傲立群雄。
当时的柳传志还是无名小卒。在中科院的传达室，一间20平方米的砖砌平房办公，11个员工平均年龄都在40岁以上，柳传志担任副总经理，主管经营。他当时的梦想纯粹，就是把公司经营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的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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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刚开始创业办公的传达室
尽管他不知道公司该做什么业务。干脆就什么赚钱卖什么，唯一的目的是每个月顺利发出工资，养活公司十几号人。
40多岁年纪，创业资金被骗大半，不得不带着同事在中关村拉板车摆地摊。最后依靠中科院输血输资源，顺利搭上IBM中国办事处这条线，做起IBM的国内总代理，才给联想的日后传奇开上一个好头。
3年后的1987年，联想已经是北京的纳税大户，一年纳税347万，总营收7345万元，账面攒下550万的流动资金——远超出创业预期。
这一年的任正非，却是穷困潦倒。
尽管他也拿到了铁饭碗。1983年转业后，在深圳南油集团旗下一家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也遭了骗，亏损200万，不仅要变卖家产还债，还离婚失了业，一家人五口住在棚屋里，每天吃的是市场收摊时才买的便宜菜。
当时任正非已经43岁，人到中年，被国企除名，找不到工作，只能自己创业，和朋友凑足21000元，在深圳湾畔杂草丛生的两件平房里启动华为。
任正非也迷茫，想不清楚华为的方向在哪里。他做过交换机，卖过报警器，同样靠代理赚钱。依托深圳的地理位置优势，华为靠代销香港的HAX交换机赚差价，才真正养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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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早期的任正非（左一）
走到20世纪90年代，任正非和柳传志在事业上小有成就，不约而同思考起企业的未来——一定要做产品研发。
依然是被时代所迫。
改革开放走过10年，科研水平远不及海外企业，但在积极入世的大环境下，中国成了众多跨国企业眼里的香饽饽。
国内通信设备市场被跨国企业瓜分，日本NEC、富士通、美国朗讯、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和法国阿尔卡特八家企业合称“七国八制”，这些企业不仅设备互不相通，靠着垄断技术，价格昂贵，装一部电话需要5000元的初装费，让整个通信市场混乱不堪。甚至没人会相信，中国企业能制造自己的交换机。
联想试图自主研发微机，首款机器“联想286”除了主机版和品牌，几乎所有配件都是从境外进口，统称“八国联军”：中央处理器来自美国英特尔，内存芯片来自日本，硬盘来自新加坡，显示器来自韩国，显示卡来自台湾，机箱和键盘也是来自台湾的机箱，主板来自香港联想，而广阔的中国大陆，只能生产电源。
华为第一款自主研发的BH01，则比联想更寒酸，生产全靠买散件组装，然后做包装，写说明书，再依托自己的代理商销售，做产品宣传时，甚至简单粗暴的把其他厂商的BH01品牌和地址换成华为，传真给客户拉生意。

稿源：(ZAKER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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