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家庭教育促进法即将施行——“家事”亦“国事”，带娃有遵循( 二 ) 非营利性|家长|新法|家庭教育

因为有了法律的约束，不少家长认为，这是变相地增加了家庭教育的负担。“表面看，立法给了家长更多的约束，但我认为这不是负担，反而是在助力家庭教育。家长如果不重视家庭教育，或者不懂家庭教育，都会带来更多压力和阻力，家长在家庭教育中有可能有心无力，或者有力无心。通过立法，给了家庭教育足够高的地位，要求各方协同家庭教育的实施，实际上是给了家长很多帮助。另外，对家长的要求，正是在帮助家长做个合格的家长。如果家长都能做到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要求去做，相信家庭教育会更轻松。所以看起来是束缚，实际上是助推力。”孙宏艳说。
李政涛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我们见过太多家庭教育失败，导致的‘家庭重负’。家庭教育促进法不是给家长增添负担，而是一种回归：让家长意识到自己的教育责任，更好地承担教育责任，更好地协助教师承担教育责任。这个做好了，反而能在根本上减轻家庭负担。虽然不一定必然走向家长‘持证上岗’，但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的意识与能力，是大势所趋，势在必然。”
对于时常被提及的父母要“持证上岗”，孙宏艳认为，“我们常说这一代孩子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孩子往往比家长了解更多新事物，家长的教育素质如果跟不上，家庭教育的质量肯定无法得到保障。对于家长来说，所谓‘持证上岗’，就是要求家长不断学习，提高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家庭教育方法的科学性，同时家长自身也需要不断完善，给孩子做好榜样，例如家长有健康的心理、科学的生活方式等。目前，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家长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是最好的‘持证上岗’。”
规范和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学校也要担责
尽管“家事”变“国事”，但学校、社会能否“干涉”家长如何教育孩子？
作为家长，安柏认为，需要掌握好“度”，“不能什么事情都干涉”。要消除家长的误解，在安柏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交流。学校可以组织培训会或交流会，把政策透明化，缓解家长的紧张情绪。同时，也需要政府或学校专门提供给家长畅通的反馈渠道，比如专门关于教育的热线电话等。当家长遇到困惑或麻烦，可以有地方反馈，同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渠道为家长提供教育政策和教育方法的指导或咨询。
李政涛则认为，学校不是“干涉”，而是“介入”，是引导和参与家庭教育。为此，校长需要建立有效的家校协同育人机制，教师需要读懂家长，与家长建立起紧密的“育人共同体”，成为相互支持相互参与的协同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这是一种谁都离不开谁的新型教育关系。
“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学校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协调做了规定，例如遇到有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事情，要及时报告；如果学校看到孩子上学时身上有伤或者孩子情绪不稳定、神思恍惚，教师有责任去了解是否和家庭有某些关系；如果发现学生家长在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方面存在问题也要及时帮助与报告。家庭教育促进法用法律保障了学校的‘干涉’权利。”孙宏艳说，此外，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家校的边界做了规定，学校不能侵犯家庭、学生、家长的权利，不能把一些工作推给家长或家庭。但也要求家长必须配合学校的一些“干涉”，比如家长会、家长学校等，家长都要积极参与。这既能避免互相推诿也能避免互相跨界，从而是家庭、学校既各司其职又互相帮助，更好地为孩子、学生服务。
在家庭教育促进法“社会协同”一章里，多次提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孙宏艳表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是家校社协调的很重要的内容。对家长的指导与服务，不仅仅是学校有责任，社区、群团组织、公益组织、早教机构或一些少年儿童活动较多的场馆、公共文化场所等都有这方面的指导责任与义务，可以根据自身业务擅长范围，围绕家庭教育提供更多的服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内容也很广泛，如学校可以通过家长学校向家长介绍家庭教育的方法和理念，早教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新闻媒体等，都有责任提供这方面的指导与服务。
李政涛认为，家庭教育指导机构，首先是一个协调机构，协调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矛盾冲突，更是一个协同机构，是提升家长和教师协同育人能力的机构。
“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应是规范的、专业的、公益的服务机构。过去，家庭教育指导乱象杂生，很多打着家庭教育指导名义的机构以营利为目的，收费高、卖培训证书。家庭教育缺少严谨的框架体系，从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人缺乏专业性，在管理上不够规范，自身缺乏培训和相当的业务素养，匆忙上岗去培训他人。因此，国家层面应对家庭教育机构的设立进行监管，要有规范的资质证明，加大对其运营过程、运营效果等进行监督检查，使其更好地助力家庭教育。”孙宏艳最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