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光知道科举很重要，但你知道有多重要吗甚至关乎王朝的生死( 二 ) 生死|关乎|杨坚|赵琮|科举|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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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科举有进士、明经、明法、明算、秀才等多个科目，分别量才录用。具体操作采取投牒自进（自由报考）、程文去留（优劣取舍）、自下而上逐级淘汰的筛选办法。唐朝科举尽可能去掉束缚，基本一考定终生。它的优点也很突出。首先就是技术层面的公开、透明，科举考试向最广大的人群敞开大门。虽然朝廷禁止一些群体应试，比如娼妓、优伶、皂隶、乞丐、大逆不道的罪臣之后。考虑到这些人群在总人口中比例很小，所以绝大部分人都有应试当官的资格。与之前的所有选官制度相比，这就是极大的进步。科举考试标准较统一，程序较规范，相对公开透明，这又保障了公平。可以说，从技术层面而言，科举是古代社会产生的最公平的制度。科举还扩大了政治参与，提高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这也是科举制的精髓，也是它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凡是参加科举取士的人群，也就默认了现有体制的合法性，自动成了王朝统治的社会基础。科举扩大了政治参与。一边是危险重重的造反，一边是出将入相的可能，理性的人都会选择后者，参加科举考试。如果社会分层固化，那么这个社会就僵化了，如何让社会阶层流动起来，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就是统治者应思考的。王侯将相的子孙不一定世袭荣华富贵，最底层的人也能通过努力奋斗，跃升到社会上层。科举就做到了这一点。据统计，宋朝进士有一半以上是普通人家出身，明朝进士有三分之二以上是普通人家出身，清朝进士也还有一半以上是普通的汉族人家出身。雍正年间的探花沈文镐，还是佃农出身。因为科举的存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阶层就不是固化的。理论上，任何人只要肯努力读书，就有改变命运的希望，这与我们现代高考的理念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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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还是维系主流价值观的纽带，是塑造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隋唐时，科举考试并不固定，而且科目繁多，每次考试录取的进士不多，常科录取三十人左右，有时只有十多人。而且当时还有其他入仕当官的途径，比如恩荫入仕、从征辟演变而来的入幕当官等。即便如此，也已经让隋唐士人振奋不已了。宋代初年，取进士仍然每岁多不过三十人，直到宋太宗时才将名额增加至一百多人。科举科目也收窄，注重进士科，考期固定，考试制度规范、稳定下来。发展到明清，科举考试已经高度成熟，成为传统社会的有机组成。一方面，儒家思想作为科举考试的考题来源，深深植根于传统社会。另一方面，读书人通过科举制度，成为沟通百姓与官府的桥梁与纽带，一脚踏进官场、一脚留在了乡间。他们熟悉官场制度，深得官府的倚重；又熟悉地方实际，得到了百姓宗族的拥护。双方重视读书人的理由，就是科举，科举帮他们搭建了沟通官民的桥梁。读书人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乡绅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从思想观念的深度，科举制度维护了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塑造了乡绅势力。隋唐时期，科举出身的官员并非官员队伍的主流，更没有在政坛占据重要位置。宋朝以后重文抑武风气渐盛，加上科举渠道大开，科举出身官员迅速崛起。明清时期更是得到政治倾斜，科举之士盈朝，占据高官显位。首先，很多官职由科举垄断。吏部、礼部官员必须是科甲出身；翰林院、国子监、都察院、六科的官员必须是科甲出身，其他一些部门也倾向任用科甲官员，比如大理寺的理问、行人司的行人等。这些官职都比较清要、带有文教色彩，或者带有监察司法色彩。人们潜意识里觉得科甲出身的官员，能力和品行都比较好，应该出任这些职务。科举考试的考官，自然也必须是科甲出身。清代的和珅想当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一直不能如愿，就因为他不是科甲出身。这样一来，科甲出身的官员仕途晋升的前景就比其他人广阔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