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化|日本人神化织田信长所吹捧出来的“兵农分离”政策( 二 ) 家臣|分离|大名|神化|政策

至于那些领地不多，又或者根本没有领地的下级家臣，则由大名直接给钱财或少量的土地作为工资。结果上，家臣与土地的联系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稀薄，武士完全脱离农耕，成为专门的武士阶级，开支和日常所需由大名提供的俸给来维持，而这些俸给就是由其余的农、商、工缴纳给大名的贡税而来的。
至于农民（和渔民）方面，理论上的“兵农分离”上因为农民与下级武士的身份界定不清，而且在中世纪以来，农民经常纠合下级武士发展民乱，影响统治者的管治，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而言，比起家臣反叛，农民抵抗统治的问题更为深刻和头痛。因此，在规定大部分家臣集住在大名城下的同时，为了防止农民在战乱时成为战力，必须否定他们的作战本钱，没收他们的武器，也就是著名的丰臣政权“刀狩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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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为了让农民专心生产，必须完全掌握他们的生产力，制作账簿，将他们记入册中，将农田、渔场与他们牢牢的绑在一起，否定了他们“向上流”的机会，固定他们的身份，稳定大名领国的发展和生产稳定。
简而言之，理论上的“兵农分离”的核心目标便是日本统治者克服中世纪以来，社会中下层阶级混乱，继而引起各种混乱的问题。好了，以上的内容看来都十分明确清楚，但是，后来为什么会扯到织田信长身上呢？
详细的过程不就在此赘述了，简单而言，就是从明治时代以来，强调学习西方的部分日本御用史家和好事者基于要指引社会与国民开智，制造“织田信长是具有进步思维的杰出人物”的形象。到了二战后，战败的日本社会急需重新出发的契机和参考材料，“战国之风云儿”织田信长自然继续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理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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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大前提下，史学家受到日本社会思潮影响，在分析这个部分时也难免不受左右，尤其是上面提到的政策大多明明是始于丰臣政权时代，但基于丰臣秀吉曾是织田信长的家臣，史学家不知不觉便有了一个潜意识——丰臣秀吉必定是从“先进的”信长身上学习的。于是追根究底，还是将这个伟大举动落在织田信长的肩上。
不过，随着现时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急速发展，以及反省过往“造神”主义的弊病，早年架在织田长信头上的光环也逐渐褪色，我们今次谈的兵农分离也是其中一个被新派史家“打脸”的一个项目。
从目前的研究来说，织田信长有没有实施理论上的“兵农分离”呢？答案是“几乎没有”。为什么呢？我们以下面一个来自著名的《信长公记》，经常被拿来作“证据”的著名小故事来反其道而行，好好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