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安石，在十一世纪的宋朝给您拜年《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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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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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直以来王安石这首诗都叫《元日》即大年初一，但也有迹象表明，它或许叫《除日》——除夕之日——更加符合原意。比如第一句的“除” ，说的正是辞旧迎新的交替时刻。只有写在除日才是“一岁除” ，如果写在元日则已经是新一年，年岁更替的意义就没了。
宋朝的名臣向子諲写过一首《浣溪沙》，附了一个长长的注释， “荆公（王安石）除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向子諲出生于公元1085年，王安石逝世于1086年，作为与王安石同时期的人，向子諲的注释应该有相当可信性。
南宋文人蒲积中也编辑了一本收诗2749首的《古今岁时杂咏》，内容按四季的节气时令编排，从一年伊始的元日到一年终结的除夜。王安石这首诗没有放在书开始的第一卷，却署名为《除日》放在末尾——又是一个离王安石时空较近的人提供的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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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以上皆误，这首诗从王安石吟诵成章之时就叫《元日》，也还是有问题：唐朝天才诗人众多，为何王安石这首能在历代咏元日的诗中独树一帜尽人皆知？是不是因为王安石超水平发挥，这首诗足以比肩李白杜甫？
那倒不是。元日在唐朝，远远没有后来那般为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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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当然不缺过节咏叹的佳作，无论清明端午、中秋冬至，都有传诵千古的诗作存世——但元日就不同了，李白王维杜牧一干大诗人从未留下一首关于元日的诗。像杜甫虽然有《元日寄韦氏妹》、《元日示宗武》两首作品，但诗句压根就不涉及初一节庆，标题里的“元日”只是简单表明写作日期而已。
实际上，唐人还不怎么重视正月初一，欢庆兴奋的程度远不及正月十五元宵、三月初三上巳、九月初九重阳这样的节庆——但到宋朝就不同了，宋太祖赵匡胤正月初四清晨黄袍加身，兵不血刃地把姓柴的大周变成了姓赵的大宋。或许因为春节几乎有国庆的意义，从宋朝开始，元日才变得不寻常起来。《宋史·礼志》里记载的元日汴梁皇宫大朝会场面，比《新唐书·礼乐志》里记载的长安皇宫大朝会更盛大隆重。
而王安石诗中的“爆竹” ，也是宋朝的新产品。晚唐诗人来鹄“小庭犹聚爆竿灰”的诗句可证：唐代过年时噼啪作响的，仍然是熊熊烈火中的真竹竿。宋代的火药和造纸术事业有了飞跃，才出现了用纸卷起、中有硫磺的火药爆竹。
至于“屠苏” ，并非通常解释的一种用大黄、桔梗、蜀椒等制成预防时疫的屠苏酒，而是平民房屋或草庵的意思。即便屠苏酒的得名，根据杜甫“昔人居屠苏造酒”的说法，也是因为在草庵中制酒而来。何况送暖的春风进入房屋，比进入酒中要符合常理多了。
“曈曈日” ，意思是太阳照射下温暖而光亮的样子。 “桃”与“符”并称桃符，一开始是用桃木削成的人像，或是在门上绘制的驱邪的一对神祗——神荼和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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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桃木雕刻和门上绘画都比较费精力，所以从汉朝到魏晋之后，更省事的办法出现了：把用桃木削人改成直接削木板，把绘画改成直接在上面写“神荼”“郁垒”的字，这就是桃符。
既然画画改成了写字，也就不在乎多写几笔。定都成都的后蜀末代皇帝孟昶，某一年元日在“桃符”上写下了史上第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孟昶的江山虽然被赵匡胤抢走，创意却流传了下来。后来纸张比桃木更加便宜适用，于是有字的桃符渐渐变成了大红春联，而有画的桃符变成了门神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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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王安石这首诗写于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四年来他推行新法、任用新人、结成新党，他弃旧从新、破旧立新、改旧换新，他是皇帝托付重任的变法革新第一人。所以“新桃换旧符”除了初一习俗的字面义之外，实在包含更加广大的象征义。不管是欧阳修这样的前辈还是曾巩这样的挚友、不管是司马光这样的名臣还是苏轼苏辙这样的才子，只要反对新法成为“旧符” ，都难免大权在握王安石的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