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义和团,百年国难的始作俑者( 四 )


118年后的今天,重温先贤们痛心疾首的反思和呼吁,更是一点也不过时!
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积弱之源于风俗者》云:
“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全国之官吏,其不与通拳诸臣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国脑不具,则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陈独秀在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一针见血地指出“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并总结说:
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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