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谈恋爱，曹操不奸诈，关羽变儒雅，《三国演义》在日本变了样( 二 ) “天下大势

直到日本元禄二年至五年（1689—1692年，中国清康熙年间），京都天龙寺僧侣义辙、月堂共同使用笔名“湖南文山” ，陆续出版了《三国志》的日文译本—《通俗三国志》。随着江户时代政治社会长期保持和平稳定，百姓的经济实力随之提高，歌舞伎和落语（单口相声）等书籍作为新的娱乐方式诞生，当人们对《源氏物语》的优雅的贵族恋爱、身穿铠甲的武士之间的战斗已经看腻，《三国演义》中玩弄权术且狡诈的曹操、足智多谋的诸葛亮等英雄角色，深深吸引了读者的目光，加上日本民众将对镰仓时代初期的悲剧英雄源义经（1159—1189年）之同情心理，转移到了三国中最弱小的刘备、蜀汉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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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保年间（1836—1841年，中国清道光年间）著名画家葛氏北斋的门人─葛饰戴斗（近藤文雄）的绘制75册《插图本通俗三国志》、《绘本通俗三国志》的出版，更加强了三国故事的普及化。《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宏大战争场面和斗智斗勇的复杂谋略，是日本不曾有过的，对当时的读者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包括妇孺在内的普通百姓，也都能通过栩栩如生的图画，了解三国的人物与故事。在这一过程中，三国故事就开始逐渐日化，包括登场人物及故事情节等，更符合日本国民的风土人情。并且逐渐实现视觉化，形成江户时代的三国热。
明治维新以后围绕《三国演义》出现各种译本，其中《新译演义三国志》（至诚堂1912年）比较有名。这部书被认为是毛宗岗本的初次完整译本。据说这部书也被少年的吉川英治爱不释手，后来对于吉川英治的《三国志》有很大影响。在20世纪中有关《三国演义》的日文译本更是层出不穷，至少有6位译者出版过16种版本的《三国演义》译本。
随着《三国志》、《三国演义》流传范围和形式的不断扩大，由日本人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作品也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吉川英治的小说《三国志》。
吉川的小说《三国志》给日本人认识三国故事的影响巨大，成为后来许多传播形式和作品的另一个源泉。许多人认为吉川的这部小说《三国志》并不是以《三国演义》原著为蓝本而撰写，而是以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为基础创作而成的。这部《三国志》与原著《三国演义》有很大不同，带有吉川式的独特风格和韵味。
原《三国演义》本是一部以英雄争天下为主题的小说，多为战术、谋略等军事政治方面的较量，而在吉川英治笔下，却多了男女恋情、忠孝两全等情节，在恢弘壮观的战争场景下多了几分充满人情的瑰丽柔和，人物形象显得更加血肉丰满。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着眼于魏蜀吴三国的兴亡更替、讲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局观，推崇儒家思想的君臣观念。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则抛开了是否振兴汉室的历史责任，更着重于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物形象的刻画，以英雄人物的个人性格、命运发展等展开丰富的故事情节，从日本民众的接收角度出发，重新书写了三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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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川英治按照现代小说的创作手法，在心理描写、景物描写上挥洒笔墨，添加了刘备与白芙蓉的恋爱细节、刘备对母亲的孝行、吕布与貂蝉的感情纠葛等。对刘备、曹操的描写也更为人性化，曹操的形象在吉川英治笔下少了“奸雄”的特点，而是更趋向于具有诗人气质的英雄；关羽则多了文人夫子的儒雅；张飞也并非一味鲁莽，而是多有替刘备分忧的兄弟义气。吉川英治删减了刘安弑妻、刘备怒摔阿斗的情节，对孔明的智慧增加了合理科学的描述。小说中有大量的对白和心理、景物描写，多方面烘托了人物形象。
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可以说是现代日本三国故事题材作品之滥觞。他的改写使三国故事增加了趣味性和传奇性，强调个人命运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为后来改编为漫画、动漫、电影、电视剧、歌舞伎等形式提供了土壤和基础，从而把《三国演义》改造成了日本人喜闻乐见的大众小说。
【刘备谈恋爱，曹操不奸诈，关羽变儒雅，《三国演义》在日本变了样】传自中国的三国文化，明显己经脱离了中华文化的土壤，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诸多方面都己悄然变化，与日本人的审美观念、文化消费意识牢牢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式的三国文化，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被打上了深刻的日本文化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