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汉匈战争引发的改革：奠定封建王朝两千年财政雏形战争|雏形|财政|汉匈|改革|奠定

摘要：历史上最著名的匈汉战争在白登之围以后告一段落，而又在马邑之战后进入拉锯，汉武帝时期的这一次对匈奴主动开战，带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历史佳话的同时，也在当时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当国家机器面临日益窘迫的财政，汉庭便将这一巨大问题转嫁到社会经济中去，于是有了两项影响深远的财政改革，即金融垄断和国有企业，这两大财政改革措施除了东汉、唐朝前期未得贯彻，其余各朝代几乎没能摆脱这一财政模式，影响了封建王朝两千年。

文章插图
无为而治背后的隐患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政权的稳定性无非就表现在社会与经济两个方面，针对这两个方面，历朝历代的做法就是建立起一套官僚体系，用于管理社会；继而制定出财税规则，用于养活这个庞大的管理体系。汉初统治者施政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秦朝短命而亡的影响，故采用了“黄老无为”的施政思想。这种思想如果放在经济学当中，政府就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守夜人”，它不会过多干预社会经济的发展，尽可能简化税收政策，简化政府机构，节省行政开支，让利于民。汉初的社会经济正是如此，所谓的休养生息，就是在秦末战乱结束后，面对社会经济凋敝的现实状况，为人民提供一个恢复生产的良好环境，因此汉初的政府机构设置相当简洁，以三公九卿辅佐皇帝的中央官僚系统，以郡县两级管理地方行政，整个官僚体系只是负责必须的行政和国防，并不过多的干扰民间经济。

文章插图
汉景帝剧照“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行政机构官吏的简洁，就减少了政府养活官员的成本，按照《史记》的记载，汉初中央至地方各级官员的俸禄每年所需粮食几十万石，汉初平均粮食亩产量为一石，《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汉初“定垦田八百七十二万五百三十六倾”，几十万石的粮食是汉初整个粮食产量的千分之一左右，故而汉文帝敢于从公元前166年起，连续免除全国农业税13年，历朝历代的农业税减免多数是因为经济繁荣后的惠民政策，而非行政开支较低的结果，所以汉初的免税政策在中国古代史上独具特色，随之而来的则是国库充盈、民间富足。

文章插图
但这种看似繁华的背后却充满着危机，国家财富的累积一片欣欣向荣，除了因为休养生息的经济环境带来了稳定的发展空间，更为重要的是汉初较为平稳的内外部环境。汉高祖刘邦在白登之围以后采取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压力随之减少，且汉初的农业生产可以说是风调雨顺，甚至没有遇到过规模较大的天灾，这种稳定的环境下，让利于民、发展经济确实不难做到。这里的对外政策在1000多年以后的北宋也曾遇到过，北宋在澶渊一战即将取得辉煌胜利之时，选择了与辽的和解，并且是以输送岁币的一方忍让退步，这一点虽然显得北宋统治者的懦弱，但不可否认的是，澶渊之盟为北宋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而凡事都是辩证的，这一盟约也使北宋永久性的失去对燕云十六州的控制权，继而为百年之后的金人南下提供了便利。所以说汉初的无为而治是有风险的，它的风险就在于国家行政体系、财政体系的弹性不足。对于国家或者皇帝而言，每年的税收收入是稳定增长的，单一的农业税主体结构不变，税收总额也就不会存在太大变数；国家的行政支出基本涵盖了社会管理、官员俸禄、军队给养、水利兴修、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个支出也是一个可控的范围，而到了支出成为不可控的因素以后，现有的财政体系就很难应对，所谓坐吃山空正是这个道理，那么最容易使国家财政支出成为不可控的就是战争。匈汉战争的财政压力汉武帝是一位尚武的帝王，这绝不是其对匈奴出战而获得的评价，在其出征匈奴之前，就已经发动了对南越、闽越、巴蜀、朝鲜的远征。这也是王恢提出马邑之围战略思想的一个内在驱动，迎合帝王的意志是大臣获得提拔的阶梯，若非汉武帝喜欢战争带来的征服快感，臣下也不会挑战汉初延续七十余年的对匈态度。而对马邑之围提出反对呼声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以韩安国为代表，从战争的“性价比”上提出战争不胜则劳民伤财，胜了也捞不到好处，这种言论虽然很快应验，但韩安国与汉武帝的思想违背，最终成为战争失利的出气筒，被发往边疆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