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傅斯年与陈寅恪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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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inacluster）？一八九O年这一代的中国，似乎就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句话。在这成群而来的学术人物中，有些是单打独斗、靠着本身的研究对学术界产生广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也有的除了个人学术外，还留下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legacy），而至今仍在学术界维持其影响力的，前者可以陈寅恪为例，而后者可以拿傅斯年为例。
我个人觉得在近代史家中，傅斯年更像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者费夫尔（LucianFebvre），首先，他们都是集学术、组织、鉴赏力及霸气于一身的，他们都有长远的学术眼光，对史学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观点，而且他们都主张跨学科的合作，也都在一个动荡、资源并不丰厚的时代环境中，成功的聚合各种资源，并尽可能地将一流人才聚集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学派。而陈寅恪便是傅氏刻意罗致到史语所的一位大史家。傅斯年不只一次对人说陈寅恪是三百年来第一人，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组找到他来领导，是傅氏相当得意的事。
“天下英雄独使君”
陈寅恪与傅斯年缔交始于他们留学柏林的时期，陈氏之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陈登恪应该是介绍人。登恪是傅氏在北大的同学。傅、陈二人于一九二三年在柏林大学见面，当时傅氏甫从伦敦大学转学该校，此后同学近二、三年之久。可惜，这时期他们两位留下的材料非常稀少，为他们作年谱的人在记述为几年的生活时几乎都一笔带过，除了藉助于几篇回忆文字外，没有任何凭借可以作进一步探讨。
一九二四年曾往德国访问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留下这样一段记载：“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得不得了，他们说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疥的一封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 ”当时同在德国留学的毛子水也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但他说俞大维对傅氏更佩服，私下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子” 。
陈寅恪与傅斯年的相处，似乎对傅氏的治学方向造成某种改变。傅氏到英国时的兴趣是实验心理学及弗洛依德的学说，到柏林时主要兴趣是物理学，尤其是相对论及量子力学。不过，在柏林的最后一、两年，我们发现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比较语言学方面。从傅、陈二人留下的笔记本及修课记录可以看到一些相仿佛之处。在傅斯年先生遗物中有一藏文笔记本，这一笔记本与大陆现存的陈寅恪藏文笔记本，授课教授相同，足见他们可能上过同一教师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