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西夏梁后“去汉复蕃”:主观上的“蕃性”拯救,客观上的自取灭亡(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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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论在汉人角度或是党项的角度,梁氏都是“过错方”,所以这两个最为主要的客观因素,导致梁氏集团摄政下的西夏,暗流涌动!复蕃礼,化解危机西夏政权在李元昊以来,只有一段短暂的“自立平等”于宋朝的时间,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西夏天子都是以“臣”自称,表面上是“君臣”的外交关系。夏毅宗李谅祚便是最好的体现,在嘉祐三年末的时候,夏毅宗就向宋仁宗提出:“窃慕中国衣冠,令人皆不用蕃礼,明年当以此迎朝使。仁宗许之。”——《西夏书事》这一个事例,不仅体现了“请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更表明了夏毅宗的“妥协艺术”,是非常到位,而在事实上,夏毅宗在诛杀没藏氏之后,立梁氏为后,当时朝纲混乱,求援北宋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而且西夏的君主都有一个共识,那便是“中原之法更有利于政治的巩固”。但到了梁氏摄政,当时她面临的处境是:(1)、在拱化五年,嵬名山带着绥州投降北宋。绥州所在的位置十分重要,位于黄河之北,既有铁山、碣山天险,更有无定河阻隔北宋军队进犯。恰当时“嵬名山之降”,在党项贵族们眼中看来,就与北宋“景询”等汉官之降是同一个因由,那便是:汉化之后的西夏,实现了两国的文化共通,叛逃的成本变小了!因此,在梁后本人即为汉人的情况下,各种负面影响被放大,汉化,不仅不再是积极的好法度,还是会造成西夏官员流失的一种弊端,毕竟在“中原文化”的同一维度下,西夏和北宋的环境没有可比性!(2)、“布衣”思维和“毛衣”思维的对抗。西夏本是一个部落,之所以能立国,根源还是在于李继迁以及李元昊两人身上。虽说李明德(元昊之父)以及李谅祚在用“汉化”稳固西夏社会上有着难以磨灭的贡献。可在当时“崇尚武力”的秃头党项贵族们眼中看来,游牧的野性,才是真正能战胜北宋的根源!李继迁三攻北宋,抢下灵州。李元昊更是直接要求北宋“平等对待,直接称帝”,毋庸置疑,党项的骨子里自然更崇尚简单粗暴的“话语权”。所以,这两个问题积压到梁皇后的手上,她除了复蕃性,去汉化之外,别无其它选择!于是一番压力,宋神宗熙宁二年七月,梁皇后向北宋请求“罢汉复蕃”:秋七月,复蕃仪。梁氏不乐用汉礼,伪为秉常表,请复本国旧蕃仪,神宗许之。——《西夏书事》西夏又变回了那个李元昊所称“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狂战国家。他们“剃发”,戴着银耳环,身着传统的“皮毛衣”,更是以“兵马”为国本,暂且淡化了“养贤”的仕官路线,而这样的“军国主义”也更符合党项贵族的核心利益,梁皇后也正因为这一步妥协,保住了摄政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