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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丨穆胜
8月30日晚,王兴在与机构投资者的交流中,似乎重新定义了美团——“美”为“好”,“团”为“共同”,合起来是“一起更好”,完美体现“共同富裕”基因。
消息在网上迅速发酵,中文系同学直呼修辞水平内行。后续,段子手们开始为互联网大厂义务加载“共同富裕”基因。一时间,“共同富裕”成为了互联网大厂们绕不过去的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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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做生意,都不仅仅应考虑生意本身的成败。生意在社会环境里发生,社会里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都应该被充分考虑。一个基业长青的生意,必然是在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里寻找最优解。中国企业在互联网的浪潮下,由互联网公司牵头带动,经过了蒙眼狂奔的几年。而如今,他们不得不重视“共同富裕”这个国家层面的价值导向。
所谓分配,往大了说,是社会的分配逻辑;往小了说,是组织的分配逻辑,也就是组织伦理。其实,社会分配的逻辑也是组织分配逻辑向外的延伸。为了匹配这种价值导向,曾经被“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的组织转型是必然选择。
01、“共同富裕”的背后互联网技术带来了商业机会,嗅觉灵敏的资本迅速涌入各个赛道,推动创业公司大干快上形成巨头,这本来就是经济规律使然。但这种经济形势中的分配,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呢?
分配,无非是“做蛋糕”和“分蛋糕”两个问题。
先说“做蛋糕”,现有的模式似乎遭遇了困难。从发展动能的角度看,政策导向由服务业转移到制造业(尤其是硬科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今,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行业一一受到规制,足以证明这个导向。在内循环的背景下,建设完备的工业体系已经是当务之急。
在政策调控影响下,互联网行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压力。除了政策因素外,互联网产业发展至今,其流量红利也在迅速消失。典型证据是,三大电商的流量成本飞速上涨。从2020财年数据来看,阿里和京东的获客成本5年间上涨了4.29和2.48倍;而拼多多更为夸张,获客成本3年间上涨了29.51倍。
更重要的是“分蛋糕”,现有的模式似乎也没有分好。过去,互联网为首的龙头行业的发展的确带来了部分人群的收入提升。但互联网企业的分配模式也带来了996、大小周加班、社保费用缴纳瑕疵、蓝领工人收入偏低等一系列问题,让员工“社畜化”,幸福感大大降低。
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在组织管理的粗放上。最典型的表现是,企业认为自己有钱,拿钱买员工的时间,做大小周和996;员工默认了出让自己的时间可以赚钱,成为了被工作拴住的“社畜”。如此一来,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没有办法以绩效产出来享受产业红利,逐渐成为卖单位时间的低端生产要素、被贱化了,贫富差距必然持续拉大。
除此之外,互联网企业为首的红利行业人效下降,也必然导致分配降速。以四大一线互联网公司BATM来看,剔除未上市的字节跳动,其余三大互联网公司人均GMV持续下降,趋势丝毫未减。
无论是“做蛋糕”还是“分蛋糕”,原来沐浴红利的行业都遇到了问题,显然很难以现有模式实现“共同富裕”。这好像一辆自行车,快速往前踩时看不出任何问题,一旦减速就会东倒西歪。企业可能觉得这是自己的自治范畴,但国家关心的是人民的整体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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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被遗弃的组织管理国家层面的调控是不可控因素,但企业通过自身的组织管理做好“分蛋糕”却是分内之事。从逻辑上讲,通过挖掘组织管理的红利来获取绩效“做蛋糕”,也顺理成章。但问题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互联网经济浪潮中,为何重视组织管理的企业只是寥寥可数呢?
其实,在资本推动的几年里,组织管理一直是被忽略的存在。企业更希望通过商业模式上的巧思获得成功,这样见效快、空间大。至于实在绕不过去的组织管理,则臆想出了一种“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
具体来说,找一个这波经济浪潮里有前景的创业赛道,提倡团队每个人全力创造,在资本和舆论的双重加持下,短时间内推动公司上市。这样一来,员工既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获得丰厚的股权、期权回报。这种简单的逻辑下,一种反智主义的“去管理化”被奉为圭臬,例如不要上班打卡、不穿工作服、不要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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