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女人分娩的恐怖历史克拉夫特|婴儿|妇产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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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分娩的阶级差别有所记载。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女性还是少女时就结婚了，并且往往有5到10个孩子，这取决于她分娩时能不能保住性命。分娩充满了危险，所以女性一旦发现怀孕就要写下遗嘱。延长哺乳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避孕方法，这可以自然地使孩子隔期降生。然而，上层阶级的传统做法是把哺乳的活儿交给奶妈，这意味着这位母亲很快又得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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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时期医生得以参与辅助分娩，但过程却不无艰辛。妇女们被整体遮挡起来，身体被衣物包得严严实实。任何男性想参与分娩这个私密的过程都是被视为不合时宜，并且助产士也不愿放弃其在这个领域的权威和专长。助产士有她们自己的经验，医生只拥有医生头衔下的权力。因此，这一时期大多数的文献和建议都出自杰出医生之手，而他们的很多建议其实是靠猜度臆想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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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妇女在登上五月花号前往美洲时已经身怀六甲。其中的一个孩子奥逊纳斯·霍普金斯在航行期间降生，在到达马萨诸塞后的第一个冬天里死了。另一个孩子佩珀·怀特在船驶过科德角时降生，活了很久。第三个孩子在普利茅斯出生时就是死胎，母亲难产而亡。类似的故事根本算不得吓人，因为妇女每次分娩时的死亡率为1%到2%。如果一位女性要生8或10个孩子，那么她最终死于难产的概率是相当大的。婴儿的死亡率就更高了。孩子在15岁以前死掉的可能性估计约为20%，这取决于所在的社区（准确的记录很少）。除了对母亲难产和婴儿夭折的惧怕之外，分娩时没有减轻痛楚的措施，除了有些地方会用点威士忌。在清教徒社区里，分娩时的痛苦被认为是上帝对夏娃以及其后所有妇女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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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美国的奴隶母亲们的状况更令人惊愕。18世纪非洲裔和非洲—美州裔的奴隶婴儿死亡率为28%到50%，10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0%到50%，原因有母亲营养不良，操劳过度，罹患疾病以及缺医少药。奴隶主把婴儿的死亡怪到他们母亲的头上，而且有证据表明为了不让孩子生下来就做一辈子奴隶，有些婴儿是被故意杀死的。但是婴儿死亡更多地是其它因素造成的。随着17和18世纪欧洲越加拥挤，传染病更加经常引发分娩时出现死亡。产褥热过去就无处不在，但分娩有了医生的帮助，传染的几率提高了。这是一种细菌性感染，在分娩的那几天表现特别明显。医院里母婴监护室的增加意味着很多妇女分娩时相距很近。在细菌理论出现之前的那个年代，医生在病人之间来回走动，并不晓得他们的器具和未清洗的双手会携带病菌。在18世纪90年代，亚历山大·戈登强调这种疾病会在病人之间相互传播。他在病人刚出现产褥热的征兆时给她们“放血”，这在一些病例中的确起到了效果，但没人知道其中的原因。1842年，托马斯·沃森建议医生和助产人员在处理病人之间洗手和使用氯消毒。1847年，伊格纳茨·泽梅尔魏斯通过要求洗手减少了他的接生室里产褥热的发病率，但医疗行业大都对此种理念持拒绝态度。产褥热的一位有名的受害者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科学怪人》的作者玛丽·雪莱的母亲。1979年她在助产士的帮助下生下女儿玛丽。但当时一位医生被叫过来帮忙取下胎盘，而他匆忙赶来，没洗手。随后的一周里沃斯通克拉夫特痛苦地死于典型的产褥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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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西部定居的拓荒者与他们的东方或欧洲同辈相比境况好不了多少。医生和助产士少得可怜，帮助分娩的助产士掌握的知识很少超出其自己分娩的经验。婴儿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但是生活在距离定居点数英里之遥的荒郊野外有一个好处：疾病的传播多少得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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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随着麻醉术的引入分娩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846年牙科医生威廉·莫顿将乙醚用于手术麻醉，1847年妇产科医生詹姆斯·扬·辛普森将氯仿作为麻醉剂。1853年维多利亚女王第八次分娩时使用了氯仿。此后分娩时使用麻醉剂的做法迅速推广，尽管神职人员表示抗议，他们认为分娩时的痛楚是上帝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