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李伟：打破金融对民企的歧视，深化中国经济改革 |金融|李伟|

要问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估计大家会七嘴八舌的议论一番，但达成一致意见的几率不大。不过民营企业的崛起肯定包含在内，这点基本不会有什么异议。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国有部门不断“缩水” ，民营部门逐渐“成长”的过程。然而，这一进程在近些年来受到了挑战，这一点在今年的《财富》中国500强榜单中也有显现。
今年的中国500强榜单显示，在排名前20位的企业中，有15家是国有企业（这里的国企指的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下同），只有5家是非国有企业。在最赚钱（只衡量利润的多少）的40家公司中，民营企业占据四分之一，其余均是国企。但在净资产收益率最高的40家公司中，情况有了变化。在这40家公司中，民营企业大概占据了四分之三。在前10名中，只有贵州茅台明显是国企。这些数据给了我们这样一副图景：国企在中国规模大、赚钱多，但效率并不高。
在一个经济体里，企业之间的效率不同意味着资源的配置尚有改善的余地。假如资源能够从效率较低的企业流出，再被重新配置到效率较高的企业，那么整个经济体的效率就可以得到提升。这种提升效率的资源再配置，一般会在比较有效的市场环境里由“无形的手”来完成，毕竟资源，无论是资本还是人力都是逐利的，都会选择“往高处走” 。比如，打工的收入要比务农高，很多农民不远万里来到城里，加入城镇里各行各业的就业大军。中国的人均收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快速上升，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也因此得以显著提升。
然而近期我们发现有些资源虽然在重新配置，但方向却是反的：资源正在源源不断地从高效部门流向低效部门，而且力度越来越大。 2019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发布报告指出，在2012年之后，中国的信贷开始大规模流向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图表1）
图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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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经济想要取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提高效率，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证明，让效率更高的民企去取代效率更低的国企，这是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取得经济增长的不二选择。前文的分析也让我们看到国有企业在规模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但民营企业在效率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从回报率的角度上说，谁的效率越高，谁就越能够为投资者创造高额回报。在市场上，这样的企业理应获得更多的资金，这种局面就是“良币驱逐劣币” ，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模式。但我们目前看到的却是相反的发展情况，珍贵的信贷资源没有流向效率更高的部门，而是流向了效率更低的部门。国企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却没有能力创造相应的价值，这是一种资源的错配。说的严重一些，对中国经济来言，这是一种大出血，假如不能及时制止的话，将来所带来的在经济金融上的风险都是不可小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