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是什么让我们的孩子变得忙碌却脆弱？( 二 ) 孩子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存在一个大问题，当我们试图构建完美无缺的安全系统时，我们就会制造出新的、不可预见的问题，这几乎无可避免。
我们相信，保护孩子远离环境危害或交通事故这样的举措当然是对孩子好，但很多时候，为了保护孩子远离危险，所选择的方式却会阻止他们获得经验，比如步行上学、爬树或使用剪刀。而这样的保护会使孩子因此错失习得技能、学会独立或进行风险评估的机会。（就是让他们待在室内，也会增加肥胖症的风险。）斯科纳兹一句话道出真相：这种认为“一切都很危险”的三观有问题，因为过度保护本身就是危险的。
15年来，采访人员哈拉·埃斯特沃夫·马兰一直在呼吁人们警惕这一趋势，“父母们正在不遗余力，为他们的孩子拔除生活中可能碰到的钉子”。父母们经常说，看看所有这些食物/活动/言论/人吧 ,任其一类都会伤害我们的孩子。父母们也特别擅长运用二元对立的思维：“如果某件事做不到百分百的安全，那它就有十足的危险。”
当为人父母者聚在一起讨论育儿问题时，对“直升机家长”的谴责总是不绝于耳。许多父母也想要少些盘旋，给孩子更多的自由，但往往只能想想而已，做起来太难；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同辈做父母的，有学校的，甚至连法律都在施压，驱使父母做出越来越多的保护，很多时候远远超出其所愿。社会压力经常促使父母去做“优先最坏结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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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剧照
02
游戏的消失
在户外自由玩耍时，孩子们总会搞出一些危险举动或有风险的行动，比如他们会上墙、爬树，或者从楼梯和栏杆上滑到地面。他们似乎给自己配置了一定剂量的适度恐惧，好像是在有意识地学习，在自身行为导致深陷某种危险处境后，要如何应对身体和情绪上的挑战……所有此类活动都充满乐趣，原因在于它们有着恰到好处的惊险。如果引发的恐惧微不足道，那么活动就会显得沉闷无聊；反之，若是引发的恐惧过多，它就不再是游戏，而成为恐怖事件了。只有孩子自己才知道，多少剂量的恐惧才是恰当。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最有益身心的游戏不再常见且数量急剧衰减。大部分的玩耍活动已经转入室内，且经常是对着电脑，也没有其他孩子陪伴。较之于千禧一代（出生于20世纪末的孩子），互联网世代（生于1995年至2009年的孩子）同朋友外出的时间更少了，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则更多了，与屏幕为友的时间更是大大增加。同此前数代人相比，互联网世代的孩子很难拥有在无人监管的条件下自由玩耍的体验，但这恰恰是最有价值的活动形式。
一步接着一步，孩子们被剥夺了“以身试险”的机会。互联网世代非但未能享受那些恰到好处的风险，较之于前辈，他们更愿意躲避风险，也因此变得更加厌恶风险，那么在他们眼中，到底什么是困难或威胁，这一代人很可能会降低判断标准。在他们看来，很多日常生活的任务却成为超出能力范围的挑战，无法自行处理，必须要依靠成年人施以援手。如此一来，当互联网世代的青少年进入大学，学生的焦虑程度和抑郁率就会开始急剧增加和升高，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仅如此，据统计，自1981年至1997年间，孩子们在校时间增加了18%，而用于做家庭作业的时间则增加了145%。根据杜克大学心理学家哈里斯·库珀的研究，只要目的明确、负担适中，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布置家庭作业对孩子是有好处的，但在小学阶段的家庭作业却收效甚微。但问题是，我们的孩子家庭作业更多了，甚至连幼儿园也开始布置家庭作业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中一项主要原因就是，经过媒体渲染放大，父母们捕风捉影，形成了不切实际的恐怖绑架心理，一切都是出于“安全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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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小时候》内文插图
03
履历的军备竞赛
从学前班开始，一直贯穿整个小学阶段，现在的孩子们每一天都要受到更严格的安排和设计。自我学习、社会探索和科学发现的机会都要统统让位，取而代之的是在核心课程上的教学指导。与此同时，放学后邻里孩子约在一起三五成群自由玩耍的时光是不再有了，他们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比如音乐课、补习班等，以及其他有人组织并监管的活动。对于更小的孩童，父母也会给他们安排玩伴聚会，通常有一位家长全程看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