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刘露馨:美国科技战略的变革及前景( 五 )



其一 , 美国认为其科技霸权地位正受到来自中国的严峻挑战 。 中国在多个技术领域已逐渐追赶甚至超越了美国 , 对国际技术标准和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愈发增强 。 在5G领域 , 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斯普特尼克”冲击最为明显 , 美国的政策报告普遍认为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已超越美国 。 目前 , 中国华为公司已成为5G电信设备的主要供应商 , 其专利排名为世界第一 , 而美国除了高通和英特尔两个公司外 , 拥有的5G专利数量非常少 。 在人工智能领域 , 大部分报告认为中美两国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各占优势 。 中国的阿里巴巴和百度等科技公司投入了大量研发资金 , 在人脸识别、云计算等应用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 而美国的谷歌和IBM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研究能力仍遥遥领先 。 在量子信息技术领域 , 多数智库判断美国和中国分别在量子计算和量子通讯领域占有技术领先地位 。 特别是在中国发射了“墨子号”量子卫星之后 , 美国的政策报告大多认为中国在量子导航系统上存在多个技术优势 。 此外 , 在科技综合实力方面 , 从专利数量来看 , 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三大专利系统中 , 美国虽然仍是第二大专利国、仅次于日本 , 但其在2000~2017年间的占比从28%下滑到23% , 而中国在这三大系统中的占比从0.2%上升到7.6% 。 从出口份额来看 , 1991年 , 美国在高科技产品领域内享有384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顺差 , 而到了2019年 , 美国高科技产品的贸易逆差达到1910亿美元 , 且主要贸易逆差来自于中国 。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衡量标准 , 中国的全职研究人员总数也迅速增加 , 目前已达到200万人 , 而美国的全职研究人员数量为150万左右 。 因此 , 无论是从具体的技术领域还是从综合科技能力来看 , 两国的力量对比都在迅速缩小 , 这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 , 使得美国的认知发生了变化 。

其二 , 美国认为中国的技术崛起对其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 。 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高科技不仅可以应用于众多工业领域、促进经济发展 , 也可以用于军事技术 。 其中 , 网络能力、反卫星武器、电子战工具、高超声速武器及量子技术被美国视为解放军赢得未来高技术环境战争、抵消美军优势的关键 。 美国国内舆论认为 , 中国在所有这些领域均取得重大技术进步 , 追赶甚至赶超美国 。 因此 , 中国不仅被视为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 , 还被视为安全上的竞争对手 。 军民两用技术的安全属性 , 加之对竞争对手的安全威胁认知 , 使得中美技术竞争产生巨大的“安全外溢效应” 。 在美国战略界的认知中 , 维护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等同于维护国家安全 。 拜登政府推出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明确将“国家安全”的定义从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拓展到了经济安全、健康安全和环境安全 。 因此 , 美国必须采取维持自身技术优势的国家战略 , 加大在科技领域的投资 , 培养未来人才队伍和利用国际合作 , 来对抗中国的短期和长期优势 , 使中国没有信心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 并增强美国在拒止环境中开展行动的能力 。

其三 , 美国认为其面临与中国在全球科技外交中的竞争 。 日本、韩国和欧盟国家均在过去几十年内与中国建立了广泛的科技联系 , 大量科技产品由中国生产并出口到这些国家 , 美国认为这些国家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不断增强 。 此外 ,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在采用中国的科技设备、标准和基础设施 , 美国智库报告认为中国正借助科技外交来扩大在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 。 在面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等全球治理的问题时 , 先进的技术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 而中国在新能源和疫苗生产技术方面都走在全球前列 , 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科技领域的公共产品 , 这将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中的影响力 , 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 。 因此 , 美国要维护其在先进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及在全球科技外交中的影响力 。

其四 , 美国认为其科技创新体制存在缺陷 。 美国精英层普遍认为中国等众多国家都推行科技产业政策 , 政府对科技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 , 而相比起来 , 美国“市场主导创新”的发展模式效率低下 。 从绝对数值上来看 , 中美两国经费投入差距在近十年来迅速缩小 。 2018年 , 虽然美国国内的研发经费投入仍是世界第一 , 达到5800亿美元左右 , 而中国以463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 但从相对数值上来看 , 同年 , 美国国内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左右 , 高于中国的2.1% , 但仍远远低于以色列和韩国4.5%左右的科研投入比例 , 其世界排名已下降到第十位 。 其中 , 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投入已远低于私营企业 。 在1991~2018年间 , 私营企业占美国国内研发支出的比例从50%上升到70% , 而联邦政府的占比则从45%下降到20%左右 。 2001年“9·11事件”后 , 美国一度加强了对监听技术、生物基因技术等方面的研发投入 , 但这些国防项目大多以开发可应用的反恐和作战技术为目的 , 而不是对技术创新进行长期的投资 。 此外 , 技术国际主义思想已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生产和创新能力 , 使得竞争对手获得了大量的相对收益 。 由于生产环节是技术升级和创新的重要环节 , 大量美国公司将这一环节进行外包 , 不仅使得美国严重依赖外国进口 , 也对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 。 因此 , 面对中国科技实力的大幅增长及其科技创新体制的作用 , 美国也开始反思自身的发展模式 , 认为其国家创新体系到了作出变革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