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坑惨许家印？本人首回应：刚入职就谏言降负债，但大受批评我一直觉得

文章图片
我一直觉得，做人一定要堂堂正正，浩浩荡荡，公道自在人心。经历了一些媒体事件后，感到有时谣言比真相传的快，才明白以正视听、还原真相很有必要，让疑惑消解于阳光之下。
一、谏言降负债、反对多元化
我于2017年12月加盟恒大，初衷是作为一名经济学者近距离观察研究房地产以及民营企业运营，之前了解不多。就像我在2009年公考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初衷是研究公共政策是怎么出台的一样。
刚入职没多久，恒大负债率已大幅升至86.25% ，并计划大举多元化扩张。看到这种情况，当时我希望能够谏言，给这家企业、这个行业乃至社会做出贡献。
在2018年2-4月我牵头研究院提供的公司报告上，明确提出谏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未来三年三大攻坚战之首，任何市场主体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财政风险、房地产风险等；潜在风险：金融条件收紧，资金变紧变贵，中小房企资金链断裂风险” 。 “我们可能正进入房地产发展的新阶段，对‘房住不炒’、长效机制、租购并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的决心及其影响要有充分估计，转变观念，深化转型。 ”
可能多少有些书生意气，熟悉我的人知道我一向观点鲜明直接、个性耿直。刚入职没多久，我还当着公司几位主要负责人的面谏言降负债、反对多元化，因为国内外企业发展史上清楚的写着，多元化大多失败，可谓九死一生。做好一件事情已经很难，同时出圈跨界做好几件事情难上加难，你的经验、精力、能力圈、团队等很难兼顾。少即是多，应该专注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

文章图片
但是我谏言降负债、反对多元化的事，在一次公司干部大会上大受批评，而且还批评了很长一段时间，大致的意思就是我格局不够、认识不到公司重大战略。这事恒大的很多高管、员工都知道。刚入职，本打算有所作为，结果就遇到了挫折，对我打击不小，可能很多人包括我并不足够了解企业文化。
当然，我依然认为，人要忠于所事，我该讲的都讲了，只是没效果；我做了该做的，但最后每个人的观点立场不同。研究只能起辅助作用，不可能越俎代庖代替决策者拍板。在此之后，随着行业和金融监管趋严，我也继续多次分析形势和提示风险。
而且坦诚地说，站在当时的情形下，大规模举债造新能源汽车也很难绝对的讲对错。回头来看新能源确实是好赛道，但相比自己从头开始直接造车，如果采取股权投资入股国内排名靠前、有一定基础的新势力车企以及新能源电池企业的方式，然后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结果可能大相径庭，商场如战场，成败就在一念间。客观地说，经济发展有时需要冒险精神，只是社会往往以结果论，成王败寇。而经济学者往往拘泥于理论和成见，在实践上大多为保守派，只能以专业严谨的研究进行利弊情景分析，最终还是不能也无法代替决策者去决策。
二、长年在北京、不在深圳总部，也不在公司核心决策层
后来，我长年在北京，公司总部却在深圳，我一个月去深圳平均不过几天，也完全谈不上公司的核心决策层。很多会议我也参加不了，很多情况不了解，倒也超脱。
在北京的三年，因为远离总部和具体事务，反而得以沉下心来做学术、宏观、行业研究。我带着团队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全球房地产、新基建、人口形势、放开三孩等课题，弄清楚了很多问题，先后出版了《中美贸易摩擦与大国兴衰》、《新基建》、《全球房地产》等专著。
我们的《新基建》一书荣获中组部颁发的第五次党员培训创新教材奖。我们在业内较早呼吁放开三孩，后来形成社会共识，并最终成为公共政策，一想到这个研究为国家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成千上万家庭获得生育自由等尽了绵薄之力，内心感到欣慰，也日益清楚了自己以后的人生之路。于我个人而言，年届不惑，相比当多大官、发多大财，踏踏实实做点对国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更重要。
当然，虽然在公司内部谏言未获采纳，但三年间那些学术理论、宏观行业研究也是恒大给予了空间和支持，也体现了团队成员们的情怀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