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共享育儿也能变成一门好生意？！创业项目也内卷的当下

创业项目也内卷的当下，要找到一个竞争稀缺的赛道越来越难了。
如果一个公司本身就赚钱，有非常不错的造血能力；同时还备受资本青睐，融资不亦乐乎，它所在的领域是不是值得关注一下呢？
就在这个月，知名VC红杉资本的一个动作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家成立不到一年的企业Otter（意思是“水母”），得到了红杉资本（及其他两家机构）2300万美元的A轮投资。别说是疫情之后趋于谨慎的大背景下，即便是在互联网如火如荼、资本持币待洒的年份，这个数额也算得上大手笔。
它所押注的赛道，是一个在中国尚无品牌化和规模化的领域——家庭儿童保育。对于大量在职人群无法看护孩子的需求，采用“共享父母”的模式，让一些因疫情而留守在家的父母来帮忙看护孩子。目前已经完成了至少2000万美元的业绩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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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强调一下， Otter的模式未必适合中国国情，也不一定是最佳解决方案，但它被资本所选中，也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儿童托管保育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即便是日本这样严重少子化的国家，同样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那么中国在三胎政策之下，保育行业势必会迎来需求增长。
它将如何发展，能否为职业女性减负，这项女性占主流的技术又是否会为女性职业带来新机会……确实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家庭保育，凭什么得到资本“青眼”？
看到福布斯对Otter的报道，我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我小时候也去过的家庭日托，也就是“小饭桌”吗？一群孩子在午间或课后，去到一个阿姨家里，吃饭、游戏、写作业，这有什么稀奇的？但如果只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要砸进几千万美金了。
有几个地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平台规模效应。创始人迈尔创办了一个平台，需要托管服务的家庭会将孩子的情况、照顾需求，以及自己的育儿风格告诉平台，再由平台来匹配能照顾孩子的留守父母，负责对服务方进行背景调查和定期检查。
平台式调度、管理与标准化，可以减少许多家庭日托缺少许可和培训的风险，保障客户的权益，冲击传统家庭日托市场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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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梅尔， Otter的创始人兼CEO）
二是疫后零工经济。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动员了许多高质量的保育资源。 2020年，疫情导致欧美大量面向客户的岗位被裁，一大批父母被赶出了劳动力市场，女性就业情况更是急剧转冷，大量女性不得不呆在家中，为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负责各种事务。
这些“留守父母”形成了大量的优质人力资源，有余力为保育市场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多的关注，工作时间上更灵活，满足精细育儿的流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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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儿童社会化需要。和祖父母辈或保姆照顾孩子的封闭环境不同，家庭日托服务者可在照顾自己的小孩同时，一起照顾客户的孩子，因此提供了大量与其他孩子面对面社交的时间和机会，能够帮助孩子更好地完成社会化锻炼。
除了工作和经济的考虑，这一点也是许多家长家孩子送去家庭日托的原因。
当然，家庭日托的问题在这类平台上同样存在，比如：
由留守父母照看，而不是系统标准的课堂环境，对于一些重视“托教结合”的家长来说可能还不够；
家庭通常只有一两个照顾者，一旦出现意外状况，就可能人手不足；
各个家庭日托是否有政府认证的执照和许可，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质量参差不齐。
这一模式能否良性发展，还有待后续完善与观察，但这一市场的苏醒，却是实实在在的趋势。
为人父母，寻找社会与个体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疫情虽然逐渐消退，但带来的一些变化却是持久、深远的。而传统的社会保育支持系统，也无法满足当代家庭育儿的多元化需要，这些外部因素都在推动向外求助的托育需求，变得常态化起来。
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需要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大军。
在日本，每年就有数万儿童无法进入托儿所，导致母亲不得不辞职。此前，美国曾公布了7750亿美元的计划，以解决“美国的照顾危机” ，以此鼓励女性在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