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僧格林沁与英国的二等兵：英帝国主义是如何爱国的？政府|清政府

整理：乌·额·宝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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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孙江教授邀请我来南京大学演讲，并给我如此大的荣誉。现在我变成南京大学的一员，有种“回家”的感觉，既然不是“外人”，那我就坐下来说。这次我是通过我特别好的朋友——特木勒教授的介绍来到南大的。两年前我曾来到南京，印象很好。但这是第一次来南大，校园很美很新，剑桥校园很老，但老有老的好处，新有新的长处。
今天讲僧格林沁，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题目，我的专业是人类学，但僧格林沁是历史人物，究竟如何将人类学介入历史学？怎样运用档案材料进行研究？我一时还没有想清楚。僧格林沁的问题同时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问题，国内外学界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研究较为丰富，我是“新手”，在座各位可能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熟悉程度都比我高，所以讲座中若有不尽之处，还希望大家指教，大家也可以帮忙提些问题，我们一起讨论。
我对僧格林沁研究的介入角度是西方英文世界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我读的东西不多，但是我对两位学者的研究比较感兴趣。一个是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另一个是华裔学者刘禾（Lydia H. Liu），他们二人的研究角度都比较有趣。前者从磕头介入，梳理了自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开始的变化过程，他将磕头与国际关系相连，谈论两个不同的国家形态对“主权”概念的认知。从清朝方面看，磕头是自上而下浮动的等级形态，但西方的国家间关系是平等的，所以马戛尔尼到清朝之后，围绕磕头问题产生了巨大争议，争议背后就是国家主权如何表达的问题，中国必须用磕头这种身体语言表达，而西方则用点头等其他礼仪表达一种平等关系。何伟亚从磕头这一小角度观察国际关系的大问题，他的视角非常有趣，即通过身体语言来表述两个世界、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刘禾主要从语言出发，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即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的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要求清朝自此以后不许提“夷”字。为何如此？原来清朝文书中关于外国的表述都用“夷”字，如“英夷”，将自己看作是中心文明。在英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很不舒服的称呼，他们自己认为自我是文明的，其使命则是教化全世界，承担了“文明使者”的重担。

文章插图
天津条约
这两个学者视角新颖，通过身体语言或姿势（gesture）看出一个大问题，即由概念看到两个文明之间的较量。但在我看来，他们的观点亦有可商榷之处，他们把中国看作一个大的整体，清朝就是清朝，其内部是完全一致的；西方或者英国人又是另一个整体，所以才出现所谓的“中西”关系问题，中国是一方面，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是另一方面。尽管他们理论很有趣，但也有误区。由此，我的研究切入点也出现了：如果承认清朝和英国都是帝国的话，帝国是铁打的一块吗？它肯定是多元的，不可能只代表一种思想。这时我们就要考虑到英帝国内部的族群、种族和阶级问题。那么清帝国也是多元的，汉人当时是否没有太高地位？我们必须认识这两个帝国本身的民族、种族和阶级结构，否则今天的“新清史”也无从谈起。“新清史”为何引起争议？如何表述“中国”？这是因为帝国内部多元性难以整合。因此，何伟亚和刘禾在“新清史”中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发言权。
我观察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清帝国可能是“收缩的帝国”，英帝国可能是“扩张的帝国”，帝国要想维系自己的体制必然有“主义”，所谓“帝国主义”。两个帝国维系自己“帝国主义”的力量是什么呢？清朝当时已经不完全属于满洲人自己控制了，更不属于汉人，属于谁？当时的国家军队不再是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这些军队全部战败了。这时，蒙古地方军开始被调动起来了。蒙古的札萨克旗有几个苏木，每个苏木有一百五十个兵丁，这些部队集结起来后，对内攻打太平天国和捻军，对外抵抗英法联军。在承认这一史实的基础上，我们是否可以说蒙古人在清帝国是“边缘帝国主义者”呢？蒙古人并非清帝国的主人，但帝国在满洲人失败后，只能由其盟友蒙古人支撑。僧格林沁便由此从边缘走向了中心，蒙古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地位也得以凸显，曾国藩所部的重要性则要靠后。直到僧格林沁战死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重要性才开始上升。那么英帝国主义的推动者又是谁？是英格兰人（English）吗？不是，也许王权和国家结构在英格兰人手中，但在其向外扩张的过程中，苏格兰人（Scottish）的作用更大。苏格兰在当时处于边缘，今天更是边缘化了，甚至都到了要脱离英国的程度。但在当时的英国，苏格兰人是推动英国向外扩张的主要势力。英国的扩张由边缘推动，清朝的防御由边缘来承担，好玩吧？研究的感觉也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