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解开历史名人死因之谜( 二 ) 列宁|爱伦坡|mackowiak|斯大林

除了解密已故名人的死因，这种回溯历史的诊断还有另一种乐趣，就是假设历史不是这样会出现什么后果的讨论。 Mackowiak说，如果列宁没有死，斯大林就会被开除出党，苏联的发展就完全不一样了。 Vinters的家庭经历是一个佐证：斯大林在1940年代占领了拉脱维亚，随后他的祖父母逃亡至北美。
虽然科学史学家倾向于回避媒体炒作，但德国科隆大学的医学历史学家Axel Karenberg自称为前“诊断猎手” 。在医学生时期， Karenberg写了一篇论文，对他最喜爱的钢琴家弗雷德里克?肖邦做了诊断。他认为肖邦死于肺结核而不是大家普遍认为的囊肿性纤维化。转行成为历史学家后， Karenberg意识到医生们的诊断进入历史领域后，往往大失水准。他开始劝阻这样的做法。
医生们对历史名人下诊断，通常的做法是阅读传记，从中摘取一些涉及医药的篇章，然后大脑中就冒出一个理论上的诊断。不过医生们对活着的患者也是这么做的。但Karenberg强调，对于活着的患者，医生们可以对自己的诊断不断测试、修正、排除，这是科学医学很重要的一点，但对死去的名人是做不到的。另外，医生们还经常根据来历不明的材料，像非专业人员的临终描述或者是死后几百年的资料来下诊断。 Karenberg对接受并出版这类论文的杂志编辑也颇有微词：“关于癌症或中风的文章如果是这个水平，他们绝不会接受。 ”
Karenberg提到，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回溯性的诊断往往并不是重点。医生们可能对已逝的名人诊断十分正确，但历史学家 “只对疾病对他的生活或精神状态有什么影响感兴趣，至于给他贴什么疾病的标签无所谓” 。 Karenberg说，如果回溯性诊断有价值，那也只因其本身是一种科学实践。通常，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综合征，人们就开始对患该病的历史名人进行回顾性诊断。他说：“你得到的是医学史和诊断史的绝佳镜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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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已成为回溯性诊断的现代工具。例如，科学家最近把肖邦的心脏（埋于华沙一所教堂的柱子里）挖了出来，用来做囊肿性纤维化的基因突变检测。尽管遗传学有时可以提供坚实的历史证据，像2010年发表的关于图坦卡蒙及其子孙法老们的家族王朝的研究。美国西顿霍尔大学的法学教授Jordan Paradise提到，基因检测会有道德顾虑，因为其结果可能会影响到活着的后裔。
Paradise开始学习基因检测时还是一个给芝加哥历史博物馆提供意见的法学生。博物馆存有众多历史文物，包括亚伯拉罕?林肯的血迹。博物馆收到过一些请求，要求允许对林肯的血迹进行特定DNA测序，这些请求一概被拒。
部分原因是这种测试会破坏文物，同时也是为了隐私的考虑。死者不能拒绝，而基因测试会暴露其个人信息。如果死者有后代， DNA测试会揭示基因中健康或亲子鉴定方面的问题，而活着的亲人可能并不想公开这些。
Paradise认为，大多数HCPC的工作，像从分析古老的验尸报告得出一个诊断，并没有什么麻烦。她说：“你只是回顾别人的资料，而不是将自己投入到那个年代。 ”
Mackowiak认为，不管诊断的不确定性有多大，医学历史学的研究还是有价值的，它为医生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逃生门和一个科学历史的视角。他认为，回顾性诊断可以“产生谦逊，这对医生是不可或缺的” 。关于这一点，他解释道：“每一代人都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些生命奥秘的最终答案，但通过回顾性诊断你会意识到，后代们对于我们的努力是多么的不屑一顾。 ”
【列宁|解开历史名人死因之谜】Science 337: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