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揭露不端、反思“唯论文论”｜年终学术事件盘点( 四 ) 滑县|恭王府|非遗|北京|姜东|木版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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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论文发表需求下的诸种讲座。
“这轮调整主要是针对被误用过度的指标进行纠偏，它并不是说意味要彻底改变原来既定的方针。”张端鸿认为，《意见》要求更多的是指向各层级的学术管理部门——作为教育主管部门，在修订评价标准时，注重不同学科评价的差异化需求，不要过分地看重所谓的大学排名，政府下属的专业机构也不要过度地采信。
高校的教育主管部门理应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有所作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对此持相似的看法，他在近日撰文指出，切实破除“唯论文”评价体系，具体到高校而言，则是要把学术委员会建设为学校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
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本位，这类呼吁我们已经听得太多。2020年的这轮改革，是否有望开启学术评价的“破冰之旅”？也许只有时间能够给我们提供答案。
03 青年学术竞争压力与性别鸿沟
2012年，“蚁族”概念的提出者、青年学者廉思出版了一本描绘中国高校青年教师生活困境的作品《工蜂》（本书部分采访材料存在未作采访的争议——编者注），这本书如今知名度并不算太高，当初也曾遭遇过许多争议。在当时新京报的一次对廉思的采访中，他提及有网友指责他“不关心底层”，而关心大学老师，因为在旁人眼里，大学老师有假期，还是体制内工作，“说他穷，说他苦，谁信？”在当时的廉思看来，这恰恰也是《工蜂》出版的意义：让社会关注到这个平静的、不瘟不火，却构成高校科研体系重要部分的群体。
时间来到2020年，想必类似的指责会少得多了，因为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压力，显然已经并不算一个新鲜的话题。就在今年年末，腾讯谷雨实验室的一篇名为《985高校青年教师，身不由己追热点》的报道引起了许多讨论。报道呈现了一幅高校青椒之间你追我赶的学术竞赛图景：不断积累时髦的“学术词汇”以迎合各类期刊对“前沿性”的要求，为了在越来越细化和严格的考评体制中脱颖而出，不得不将一篇费尽心血完成的研究肢解成若干论文“快快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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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德]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等译，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4月。
在某种意义上，报道所描绘的“青椒”学术竞赛越来越像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所形容的，是一种“鲁莽的赌博”，需要年复一年的忍受无数的平庸之辈爬过头顶却无动于衷，只是日益“麦当劳化”的论文，似乎再也承不起神圣的“天职”。早在2016年，《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名为《“青椒”之焦：大学青年教师的现实之困》的长篇报道，就曾十分全面地关注过高校青年教师的困境：处于职业生涯初期，待遇一般却面临着较大的养家糊口压力；科研工作外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为在评教中获得不错的口碑而如履薄冰；在各类规则繁琐的量化考评机制和学院的人情世故中焦头烂额。这篇文章和今年年末的《985高校青年教师，身不由己追热点》隔空相对，中间跨过的四年，似乎并没有让高校青年教师的境遇获得太多的改变。
两篇报道中，在中国顶尖高校普遍存在的“非升即走”制度屡次被提及。国内的这一制度效仿美国的终身教职的制度，其建立的初衷是希望学者在一定期限内通过考核后获得永久或连续性聘任，以保持学术生涯的持续性从而促进学术自由。在国内，这一制度的实行常常设立2到3年的首聘期，通过考评后则进入稳定教职轨道，否则转岗或离职。同样在今年年末，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沈洋等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非升即走”制度成为高校青年教师重要的压力来源，仅有少部分填写问卷的教师对这一制度持支持态度。
更重要的是，沈洋等的研究凸显了“青椒”压力的性别维度，比如根据此次研究的调查问卷显示，签订“非升即走”合同的女教师中，有61%的表示压力非常大，而这一比例在没有签订“非升即走”合同的女教师中是45.5%。受到生育压力的影响，“非升即走”制度直接影响了女教师的生育规划，为了满足高强度的考核期内工作需求，68%已婚已育女教师表示其生育实践因工作压力而改变。研究的结尾部分提及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有生育需求的高校女教师考核方面的扶持，例如延长终身制考核政策等，呼吁国内进一步关注青年教师考评体制的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