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如此行赏，韩非子为何严加批判？还批评孔子“亦不知善赏”( 二 ) 宋江|《水浒传》|方腊|众将|决一死战

对比儒家之言论，韩非子此番说辞显然颇为过激，这也难怪法家思想、尤其是晋法家思想以极端、激烈闻名。从韩非子此番言论可以看出：
1，对“万世之利”的理解与儒家可谓完全不同。
雍季和儒家思想对“万世之利”的着眼点在于国家的“礼义立信”和长远发展，其实这本就属于同一个问题，即为了国家长远发展，作为国君就必须以德服人，“立信”于天下，故而相比较而言，一时的胜利不足为虑。而法家思想中的“万世之利”很是简单粗暴——就是对外战争的胜利。对外战争，不论大小，只要取胜，则国安身定、兵强威立，这便才有了“万世之利”存在的根基，否则，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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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儒、法家之所以对立交火如此严重，一个根本原因是对战争重要程度认知的不同。法家思想显然有夸大战争重要性的嫌疑，不过从历史上的战争结果来看，却也有符合之处。单从此次城濮之战结局来看，晋国大胜，晋文公建立了霸权，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之后晋军进入郑国衡雍，并在践土修筑王的行宫，获得了周襄王“侯伯”的策命。
晋文公遂开始了对各诸侯国的发号施令，要求诸侯“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无克祚国”，晋文公如此很是顺利登上了霸主宝座。而失败方楚国则北进锋芒受挫，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战争发起者楚国大将子玉羞愤自杀。幸好楚成王对此次战争持消极态度，失败了大可让子玉背全锅，否则他执政能力的备受质疑，不得不说也是必然之事。
2，儒家视野在“友”、法家视野在“敌”。
韩非子在激烈抨击晋文公如此不懂“万世之利”的做法后，顺便也把孔子批了一通，批评他“亦不知善赏”。这便又回到了儒、法家思想对立冲突的老问题，如前所述，儒、法家思想本质上都是正确的思想，但由于理论适用的相对性，故而二者针尖对麦芒、争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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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叙述，儒家思想是站在“民”、“友”的角度，故而这是其成立的前提条件。而施“民”以仁义，这本质上也是将“民”作为朋友来看待，如此大可进行这样归口：儒家思想的视野在“友”，只有对于朋友，礼义之法才能行得通，也才能感化朋友换来他“礼尚往来”的反馈，故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有格”也才能成为现实，反过来，对毫无德行廉耻之心的敌人施行仁义，无异于割肉喂虎，不仅唤不回他的以礼相待，而且还可能恩将仇报、搭上性命。东郭与狼的故事、宋襄公对楚军施行仁义便是很好明证。
毋庸置疑，法家思想如此重视战争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战争的胜利，很显然是站在了“敌”的角度看待问题。由于敌人就是敌人，是与自己作对、阻碍自己生存发展的障碍物，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铲除，不存在一视同仁、礼和义感化的可能，故而对其施行诈谋、失信于人又有何妨？只要将其彻底铲除消灭、换回自己生存之本才是实实在在的“万世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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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敌”之民，法家思想虽然谈不上像儒家思想那样倡导“仁政”、“爱民”，但提倡“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努力维持着只论功过大小、不分远近亲疏的公平秩序，用以激发国民积极创业之热情，而这种公平秩序，显然归为“敌”之属性人群是无法享受得到的。但是这种以“敌”为主视野的思想显然过于苛刻，而且“敌我”难分之刻便也是其最为危险之时，故而秦国七世为君创业过程中，国民未曾为严刑峻法而起义，一旦一统天下之后，便瞬间二世而亡，便也是这种主“敌”视野下“敌我”不分造就的恶果。
也正是因为儒、法两家思想视野的截然不同，故而两家之争横亘千年。对于晋文公行赏顺序之先雍季后咎犯，视野在“民”的孔子对其赞不绝口，而视野在“敌”的韩非子对其严加批判。由于晋文公此番行赏做法忽视了对外战争对国家“万世之利”的重要性，并且违背了“只论功过大小、不分远近亲疏”的法之公平准则，因此韩非子同步批评孔子“亦不知善赏”便也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