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如此行赏，韩非子为何严加批判？还批评孔子“亦不知善赏” 宋江|《水浒传》|方腊|众将|决一死战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王室之势力日渐衰微，强大的诸侯国便开始了割据兼并之举动，并唤醒了图谋争霸天下之野心，为此，春秋五霸得以依次登场，战国七雄也得以并列对峙。这一方面使得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数量大为锐减，加快了华夏大地走向统一的步伐；另一方面，连绵不断的兼并争霸战争造就的天下大乱、生灵涂炭促使有识之士痛定思痛，为解决当前乱世之争端提出了自己的治国安邦之思想。为此一系列内涵丰富、作法迥异的思想便发展了起来，如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如此“百家争鸣”之态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尤为绚烂的一幕。
用不用武力、施不施行刑罚？是以“王道”治国还是以“霸道”称雄？用孟子的话来说，这是儒法两家思想的根本分野。个人看法，虽然儒家和法家思想看似截然不同，但二者本质上都是正确的治国思想。之所以二者引发的“德”、“法”交火如此剧烈，看似水火不容，实则是看问题角度不同引发的无谓争论罢了，用今人的理论解释便是，任何理论都是只在特定条件下相对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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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由于儒法两家思想的针锋相对性，因此面对同一件事情，往往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譬如晋楚战争之后的行赏问题，儒家学派代表人孔子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的韩非子，看法就截然不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晋楚城濮之战后，晋文公论功行赏，先雍季后咎犯，孔子赞不绝口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晋、楚两国在卫国城濮爆发了以争夺中原霸权为目的的首次大战。开战前，晋文公询问咎犯：“敌众我寡，如何取胜？”咎犯给出了兵不厌诈的计谋；晋文公随后召来了雍季，并将咎犯的计策告诉了他。雍季并不赞成，指出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举动，虽然一时可以取胜，但并非长久之计：“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晋文公随后使用了咎犯的诈术，晋军大获全胜，但在论功行赏时，晋文公却先雍季后咎犯，理由便是：“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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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虽然雍季对此战并无直接贡献，但却说服了晋文公明白“百世”之立信的重要性。毕竟诈谋虽然可以取胜，但终归是一种上不得台面的欺骗行为，本质上并不能服人。此种欺诈之法，用了一次之后，第二次便再无发挥作用之可能，这便是“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畋，而明年无兽”的结局。由此可见，雍季反对诈谋的原因，主要还是怕国君对此习以为常了之后，只图诈谋之便捷，不思国家进取之发展，这显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晋文公采用了咎犯的计谋，但行赏时先雍季后咎犯，便还是认知到了国家长远发展之重要性。
站在儒家的角度，使诈显然是一种违背礼义的不道德行为，拉低了自己的道德情操，降低了自己的诚信指数。国君倘若爱好上了诈谋，便失信于百姓，百姓便也不会为之敬仰，更不会真心为之驱动；其他诸侯国如若知晓自己如此善于耍弄计谋，便失信于诸侯，外交上便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由此可见，站在“民”和“友”的角度，雍季之言显然很是正确。为此，孔子对晋文公的做法大加赞赏，说：“晋文公称霸天下，是理所当然的！既懂得暂时的权变，也懂得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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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非子对晋文公做法严加批判，并批判孔子“亦不知善赏”
站在法家的角度，晋文公如此崇信礼义着实不对，为此，韩非子在《韩非子·难一》中对晋文公的做法严加批判。他有此言论：
文公不知一时之权，又不知万世之利。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待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诈于敌；诈敌，万世之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