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归墨”——剖析墨子兼爱思想形成的依据( 二 ) 作品展|开幕|铁盾|赋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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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兼爱思想的政治基础墨子时期，社会制度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迁中，这就为墨家“兼爱”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温和的土壤。由墨子的生卒年可知，墨子处在春秋战国之际，那时候的周天子尸位素餐，早已失去了号令天下的实权，诸侯趁机拥兵自立，各自称王，为了获得更多实际利益，诸侯国间相互争战不休，搞得天下政局混乱，战争连绵，列国篡杀攻伐之态势愈演愈烈。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吴灭于越，楚灭蔡、杞，其他小国如代、滕、莒等先后为强国所吞并。各国内纷争弑杀之事也不少见?如郑弑哀公、三家乱晋、田氏专齐等等?正所谓“大国攻小国”、“大家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这种局面表明旧的统治秩序已日趋崩溃?而这种诸侯及卿大夫不但敢于犯上作乱，而且互相之问六亲不认，互相攻击的局面的形成?则说明西周初年所确立的那种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关系已濒?临解体。政治秩序的崩溃和宗法关系的解体是同步进行的。墨子“所见之世”呈现出的社会政治环境是不稳定的，并无一个统一的、完备的政治体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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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墨子深知攻伐弑杀所引起的社会灾祸与痛苦。如此动荡不安的社会，平民无法生产生活无以为继也就罢了，但处在上层的统治者还摇搜刮民脂民膏，虚耗人力去奢侈享乐，这对于平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七患》篇说：“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农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官事官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墨子以当时生活的平民标准去看待当权之人，认为他们不能从事生产，徒然浪费有用之财以满足其奢侈生活，不管生前死后均有害于平民。面对列国兼并、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之现状，他也在思考着社会秩序紊乱的根本原因，探索着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方案。究其原因，墨子认为皆因人们彼此“不相爱”造成的。他说?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父君，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于子，兄之不慈于弟，君之不慈于臣，此天下之所谓乱也。……皆起于不相爱。”嘲人之不相爱，甚至不能做到“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完全是只顾己身，连丝毫之惠都不能推之于人。同时不仅一家之中、一国之内情况是如此，国与国之问亦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大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有此情形，天下焉能不大乱，找到了病因，墨子开出的医方就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所以说墨子的“兼爱”思想既是这一时期政治变迁的产物，又是对形势变迁所作出的一个“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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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兼爱思想的文化基础墨子身处百家争鸣时期，不可避免地受到孔文化的浸润，同时，墨家又同其他诸子一样，受到古文化的熏陶，特别是出生地邾娄地方文化与尧禹舜古人文化的熏陶感染。由此借鉴批判最终形成了墨家的“兼爱”思想。（一）儒学的浸润《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孑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后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以《墨子》一书为证，墨子与儒者的关系的确有很多相关联的地方。韦政通甚至在其所著的《中国思想史》中这样说：“墨子的思想，是存心与儒家立异而发展出来的，而且立异的程度也似乎完全走向另一个极端。”韦说未免太过绝对，但从中可见儒墨间关系复杂。其实，墨子是鲁人，又在孔子之后，以当时孔子影响力之大，墨子受其影响是势之必然。儒墨都效法古圣贤、都讲修齐治平和贤人政治，然而出身平民，墨子更能体会平民阶层的难处，知道他们没有过多富余财力和时间，必须保证足够的时间进行生产才能满足生存需要，所以反对儒家的虚礼、厚葬、久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