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是有其深远的现实缘由的。从现实出发是墨子的兼爱思想的一大特点,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来追溯墨子兼爱思想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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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兼爱思想的经济基础墨子一度是一位技艺高深的工匠,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所以其本身是支持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墨子代表的是劳动大众的利益,所以又同广大劳动大众一样,在各方面都身受血缘宗法等级制度的迫害。于是随着旧制度被生产力的发展摧垮,工商业一度兴旺起来,这样即产生了代表“农与工肆之人”利益的墨家学说。墨子生活的时代,正处在春秋向战国的过渡时期,春秋未年为社会大变动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革新促使了生产关系内部的大幅度调整。旧的奴隶制度行将崩溃,新的封建制度正在孕育萌生。奴隶的反抗斗争和大规模的流亡,使部分奴隶主贵族失去了往昔的天堂他们无力维持原有的生活,内部也发生了重大的分化。有的贵族失去了世袭祖业,形成流民。当时流民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昔日做官,如祝、宗、乐、士,而后失业者,或者是失势的贵族这些上等的流民多成为儒士,一种是农工下层失业者,或刑徒苦役,这些流民多成为侠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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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出自侠士,亦即来自农工失业流民和刑徒苦役,他们是社会的最下层,受到来自世家贵族、官僚以及新型的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墨子》书中,“贱人”和“君子”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一个治于人,一个治人,一个“从事”,一个“听治”。治“听治”的君子自然属于处在社会上层的人“从事”的贱人就是处在社会下层的平民。墨子出生于一个木工世家,受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墨子很快就熟悉了各种手工制作的工艺和技巧?成为一个出色的匠人。墨子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见,墨子既不是上层的统治者,也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而属于社会下层的“士”一级的。也就是说,墨子所属的侠士阶层属于贱人。墨子的这种出身及所处的时代环境影响最终促成墨子成为平民的代言人因而自然深知此阶层民众的心理和意愿——即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利于他们安心从事生产,要保护他们的劳动成果,这是他们生存和维持生产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两个基本要求却不能得到实现,他们所受的苦难也是那个社会所能想象到的苦难,不仅饱受战争之苦,还得承受诸侯、王公大人等统治者奢侈淫逸生活所带来的重负。他们深知饥饿寒冷之苦,深明米粟与锦帛之贵,他们可以抛开一切陈腐的旧规陋习?是处处为生民生计着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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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备梯篇》说“禽滑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子墨子其哀子,乃管酒块脯,寄于大山,味茅坐之,以醮禽子。”墨子师徒起居之简单刻苦,是与儒之排场不可见比的。生存在社会夹缝之中的墨者处处都受到来自上层社会的利益威胁与生命威胁,而他们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与之对抗,只能提出爱人,欲使天下人都视别人如自己,互相帮助。墨子思想学说也自然而然倾向于维护平民阶层的利益,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上位阶层。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国”与“野”的界线已不明显。过去居于“国”者主要所周人,其中包括贵族及自由平民,居于“野”者则大都是周克商后的各族被征服者,主要是殷人“国人”与“野人”,在政治权利及经济地位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到了这一时期,这一差别已逐渐消失?同时“国人”内部的等级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或政治斗争的结果?原为贵族者可沦为庶人,原为庶人者则有可能跻身于统治阶级之列,甚至成为政治强人。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为墨子兼爱思想的孕育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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