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和大村西崖( 四 )


由于所采用的视觉材料不同,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中国雕塑史。但是,缺乏其中任何材料,都很难说我们的认识是完整的、正确的。
 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和大村西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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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振玉的墨迹横匾“留书藏石”,落款为“大村先生七周纪念,贞松罗振玉书麓 山寺碑语”。 罗振玉(1866-1940)为中国近代著名金石学家,号“贞松老人” 。辛亥革命后以清遗民自居,长期侨居日本京都,与大村西崖相交甚厚,曾为其《中国美术史·雕塑篇》作序。此为大村西崖去世七周时即1927年4月底所题,“留书藏石”一语出自唐代书法家李邕的麓山寺碑,反映了他对大村西崖的高度评价。
五、最早主张复兴文人画
文人画曾经是中国元明清绘画的主流,在日本的江户时代影响到日本,产生日本文人画。然而,当时的日本人并没有见过元四家、明四家、四王、扬州八怪、二石、八大等正宗的文人画,而是接受偶然流传到日本的二三流画家的作品。所谓日本文人画,往往是用这些劣等的绘画东拼西凑。但是,日本文人画在18-19世纪到处泛滥。近代对于文人画的批判,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的芬诺洛萨、康有为、陈独秀。不同的是:芬诺洛萨对文人画的批判包含在对曰本一切外来艺术的批判之中;康有为、陈独秀则是推崇西方艺术而批判文人画。大村是20世纪第一个站出来为文人画辩护、并最早主张复兴文人画的人。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以后,清宫王府、达官贵人秘藏的书画开始流向经济发展较早的日本,日本人首次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元明清绘画精品,在社会上重新唤起对文人画的关心。与其呼应,东京帝室博物馆在1917年4月首次举行了南宗画特别展,通过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和文人画的接触,大村西崖萌发了对中国文人画的新认识。
恰恰在中国五四运动的同年9月,大村西崖联合一些同道创始又玄画社,并着手文人画复兴运动,这在当时的日本或中国都无疑属于一种反潮流的行为,以后日本的文人画不仅出现了富冈铁斋这样的大家,而且一些日本画家如竹内栖凤、横山大观、川端玉章、川合玉堂、小室翠云也在尝试做文人画。1921年1月7日,他进而完成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论文《文人画之复兴》,并在同月25日由东京巧艺社出版在《文人画之复兴》中,他推翻了自己一直坚持的自然主义学说,认为只有“从自然中脱离”,才是艺术的本质。同时他还开始编辑出版《文人画选》并且利用东京美术学校的讲坛和其他讲演会大力倡导文人画。一时,日本在文人画销声匿迹近40年后再次出现文人画热。同年10月27日,西崖第一次来到中国便在北京寻求知音,通过金城的介绍,西崖拜访了陈师曾,两人一见倾心,又一起讨论文人画问题,非常投机。不久,陈师曾受其启发,写作了名篇《文人画的价值》并亲自将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翻译成中文后会集出版。
 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和大村西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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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冈铁斋,《后赤壁图》,1922年(大正十一年)
六、大村西崖在中国的美术考察
大村西崖在画文人画的过程中越发想多看中国的古代画,所以渴望去中国进行实地美术考察。从1921年起,他共到中国考察过5次,具体时间和路线如下:
第一次:1921年10月27日至1922年1月,北京、山西、天津、上海;
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和大村西崖】第二次:1923年4月中的20天,上海、杭州、北京;
第三次:1924年5-6月,奉天、大连、天津、北京、泰山、孔庙、洛阳、汉口、南京、上海;
第四次:1924年12月至1925年2月,北京;
第五次:1926年4月29日至5月2日,上海、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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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师曾的墨迹条幅,落款为“辛酉冬月,陈衡悟录拙稿于安阳石”。陈师曾(1876-1923),为中国近代著名书画家,又名衡恪,书斋名“安阳石室”,在倡导文人画中与大村西崖为异国至交。“辛酉冬月”即1921年冬天,可见是1921年10月27日至1922年1月大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陈师曾在北京书赠大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