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和大村西崖( 二 ) 找到|王羲之|李世明|传国玉玺|中国|老

芬诺洛萨(Earnest Francisco FenolIosa, 1853-1908)先后担任东京大学，东京美术学校教授。1908年用英语写作Epochs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Art , 后出德语版(1913)、法语版(1913)、日语版(1921，1978-1981)，中文译为《中国和日本美术的诸时代》，在日本通译为《东亚美术史纲》。这部著作主要为其理论服务。他不会中文和日语，没有来过中国。他自己也承认自己不具备研究东方美术所必需的阅读古典文献的能力。他的研究主要依据日本美术品和在日本收藏的中国美术品进行，而对同期已在中国广泛开展的田野考古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比如殷墟、敦煌的发掘。同时，他在当时虽被奉为日本美术的权威，其实对日本美术也不过是一知半解，往往妄加评论。当时的艺术品一经他鉴定，便一锤定音，身价百倍。波士顿美术馆东方部的藏品便是通过其鉴定而购进的，至今留下很大的负面影响。现在，日本艺术的藏品历经日本美术史家的重新鉴定已经基本上得到正本清源。但是，中国艺术的藏品却未能得到正确的认证。我曾参观过该馆的中国艺术藏品，以我浅陋的中国美术史知识，其年代、作者含有较多的问题。遗憾的是，该馆的东方部长往往由日本人担任，影响了重新认定。
冈仓天心的美术史也是“以论代史"，美术史只不过是其复兴日本美术、倡导日本美术中心论、日本美术优秀论的工具，而且严格地说，他并没有一部美术史著作。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理论，冈仓天心在今天日本的地位远远高出大村西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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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村西崖身穿中式服装，1921年11月15日于北京，岩田秀则摄
三、大村西崖的学术生涯：
以中国美术为中心的东洋美术史研究
19世纪末期即芬诺洛萨和冈仓天心以后，在东京美术学校的美学美术史教学上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是大村西崖。大村西崖是东京美术学校第一届毕业生，1900年1月兼任东洋美术史的教学，编著了日本最早的中国美术史系列著作，它们与芬诺洛萨的《东亚美术史纲》完全不同，在内容上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因此，比起芬诺洛萨和冈仓天心来，大村西崖在中国更加知名。但在日本，芬诺洛萨和冈仓天心的研究者、研究成果众多，还有相应的研究会，而大村西崖的研究就要冷清得多了。
我曾经指出大村西崖的一生可以分为如下五个阶段：少年时期(1874-1889)，他作为明治维新的同龄人，在家乡传统文化的小环境中学南宗画、汉籍、和书、英语的同时，接受“脱亚入欧”、“废佛毁释”这一全国性运动的猛烈冲击；雕塑家时期(1889-1893)，他作为东京美术学校第一届学生，从雕刻科以《圣德太子像》这一雕刻作品毕业，在学校这一专重日本美术的小环境中，他势必受到校长冈仓天心和美国教授芬诺洛萨倡导日本美术复兴这一思潮的影响，尽管以后的他不承认有过这种影响；美学家时期(1893-1897)，他在毕业后从事德国美学的研究，在其美学思想中像德国美学家霍特曼一样主张"自然"，因而被戏称为"大村—霍特曼”，他支持新兴油画团体白马会的活动，与新设的洋画科主任教授黑田清辉思想一致；美术批评家时期(1897-1900)，他开始以“自然主义”为武器，批判以校长冈仓天心为代表的日本美术优秀论，于是因观点不同与冈仓天心激烈冲突，遂不得不从东京美术学校辞职，从此成为天心最大的论敌，他还将天心得意门生横山大观、菱田春草创造的新日本画非难为“朦胧体"。东洋美术史家时期（1900-1927），他几乎在20世纪的第一天担任东洋美术史的教学，开始了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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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山大观，《迷路的孩子》，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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