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林外史》与《官场现形记》讽刺之差异！( 二 ) 中国画|神韵|艺考生|陈丹青|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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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揭露了儒林之陋，那么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则讽刺了官场之弊。吴敬梓的笔下描写了儒林和科场，李伯元则转向了仕林和官场。《官场现形记》对封建官僚体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作者的笔下无官不贪，不给人性一丝亮色。有公开卖官鬻爵者，在文章的第四回中，当何藩台得知自己不久就要回任后，伙同自己的幕友、官亲，明码标价，公开卖官，完全符合了本回的标题“黄金有价快升官”，最后还因官缺的价钱问题与自己的兄弟三荷包反目；有卑躬屈膝、崇洋媚外者，文制台对比自己官阶小的本国人员，拳打脚踢，但他对洋人却尊重备加，当他管辖下的百姓与洋人发生冲突时，他急的拍桌子说到：“中国人死了一百个也不要紧，如今打死了外国人，这个处分谁耽的起？”“我平生最恨的就是这班刁民！动不动聚众滋事，挟制官长”。当谈及国土遭受瓜分时，劳祖意说:“无论这江南地方属那一国，那一国的人做了皇帝，老百姓总要有的。咱们只要安分守己做咱们的百姓，还怕他们不要咱们吗？”身为知县的梅飏仁更是满不在乎地说:“他们要瓜分就让他们瓜分，与兄弟毫不相干。”由此我们看到了官员们骨子里的奴性灵魂，当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他们只是一味地屈从，丝毫没有国家将亡的危机感，更不要说民族大义了。整个官场被钱权交易所笼罩，人性的异化已达到了家国意识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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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林之秀与堕落人性当吴敬梓看到科举所制度的弊端后，用作品三分之二的内容来探索解决之道，企图让知识分子跳出“读书——做官”的枷锁，以寻求新的出路。而李伯元却重在暴露，他几乎用了全部的内容来描写封建政治体系崩溃前夕日益腐败的社会现状，他所希望的是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在《儒林外史》中，王冕、虞育德以及市井四大奇人都是作者想要塑造的理想文士。王冕，他本是一介平民，也曾读书作画研究学问，看清官员依附权贵，欺压百姓的本质后，断然不与其相见。再看翟买办拜访王冕时秦小二的出场方式：倒骑水牛。就连回话也不正襟危坐，可见其并不将官员放在眼里，王冕自身也言行一致，当他为吴王出谋划策后，朝廷想要征其做官，他悄悄离家，隐居山林，卖画为生，自食其力。如果说王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读书——做官”的生活轨道，那么虞果行仍在其笼罩之下，因为他之所以去应考是要靠俸禄来维持生计。然而他与周进、范进不同，并没有沦为封建统治的帮凶。他曾对武书说:“我也不耐烦做时文”。当他卸任离开南京时也曾对杜少卿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得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由此可见，虽为国子监博士，虞育德却有很多无奈，迫于生计，他即使厌倦这样的生活模式，也不忍心决然与其划清界限。难道读书人真的逃不出科举取士的牢笼吗？于是吴敬梓借市井四大奇人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一层的探索。季遐年，擅长写字，既以写字为生，又以此来娱人娱己，他每次动笔都是自己高兴时的率性而为，当施御史的孙子叫他写字时，他非但没有写字，他劈头盖脸把人家骂了一顿；王太，拥有精湛的棋艺，却甘愿以卖纸火筒子为生，当他赢了马先生，众人邀他去吃酒，他却大笑到:“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开着茶馆看诗画画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琴技高超，却只与老者在园里抚琴交谈。他们身上体现了文人墨客所向往的琴棋书画四种才能，他们各有一技所长，然而并不以此为生，只做生活的消遣。他们是作者所塑造的一批儒林新秀，是作者为知识分子探索的新的出路，是作者理想中完美人格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