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女性，忘记女性：性别观念裂隙中的文学书写是否可能？( 四 )

女作家在谈论女性境遇时几乎从不掩饰自己社会性别意识中的愤怒，愤怒是不公的结果，是促使人思索、行动的动力，鼓励更多的女性发声，正是这一愤怒的诉求。而一落实到个人的写作上，她们又对愤怒表现出极高的警惕，采取不同的方式应对，甚至于对自己关于性别的思考产生怀疑。迟子建察觉到，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说或许隐含她对“女性身份的一种模糊担忧和不信任” ，从而“以混沌的同体意象演绎智慧” 。
为什么会对女性身份有不信任和担忧？伍尔夫将性别之分视为现代文学不再和谐的源头之一，她说， “所有唤起性意识的人都应当受到责怪” ，又说倘若莎士比亚见了克拉夫小姐和戴维斯小姐（两位英国女子学院的创办人），十六世纪的英国文学当大为不同，因为他作为男性的自我必会受压抑，大脑将失去安宁。这岂不是说这颗雌雄同体的伟大头脑其实并不存在？我们能见到天赋不受阻滞的莎士比亚，只不过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只要身为男性，就有了成为完人的潜质？对伍尔夫而言，没有女性意识，就不可能发现千百年来不死而游荡于野外的朱迪丝之魂，而女性意识的觉醒，又是对文学中两性和睦的诅咒，男和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隙，诗歌不再浪漫，吟唱没有回响。女性拆解了文学，又建造着文学，过去两性和谐的幻觉已经被打破，旧的屋宇容不下今天的经验和认识，新的讲述方式尚未稳固，既有受了老屋阻挠的缘故，也因为自身内部的风暴：女性写作就像改衣，她们从身上的旧毛衣里扯出线头来绕在小指上，棒针穿梭钩织，旧衣服一点点变短，这时她们因为身体随着旧衣一起消失而不安惶恐——这些也得织进花纹——直到身体重新出现在新衣服里。

本文插图
女性是建造者，也是拆解者。来源：图虫尾声：自我拆解与重建——女性写作的一些启示
尽管上文一直用“女性写作困境”来指称现代社会性别意识崛起后文学所面临的麻烦，但这个问题绝不只是女性的，责任也不应当只落在女性肩上。因为需要处理的，不仅仅是女性的地位、思想以及情感问题，而是两性的问题，这必然也就牵涉了男性的地位、思想和情感。以往文学中的两性和睦之幻觉既已破除，便不必将大脑用于缅怀过去的“美好” ，思索当下困境之渊源与未来去路才是应为之事。
但现实是，文学领域里试图用新框架探索两性问题的还是女作家，男作家的参与很少，故而称“女性写作”“女性问题” ，倒是合情合理了，大部分男作家也就此避免了思索性别问题而带来的大脑分裂。通览张莉对六十位中国新锐男作家与六位前辈作家的“性别观与文学创作的调查” ，其中不乏对自己的创作反思恳切深入者，许多男作家也在社会的层面上支持女性平权的要求，但落实到文学写作时，最常被提及的还是两个观点：第一，强调自己看见的首先是人，其次才是男人、女人（甚至于说，自己只看见人，不看见其性别）；第二，强调跨性别的叙述不可能实现。把“人”放在前面，或许是受五四运动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人”再发掘的影响，但“人”字背后的男性意味，也已经被反复言说多年，何以只见到阶级的压迫，而不见性别的压迫，更毋提二者的交叉性。
至于谈理解之不可能，不免滑入“子非鱼”的陷阱，及至最后连理解自己都是不可能的，便无法下笔来写。在这里，女性写作可以提供的一点启示是自我拆解和重建。设若如伍尔夫打趣所言，古往今来，男作家们已经“仁慈和聪明地指点女人察觉她们脑后的隐秘处” ，那么这些不“真实”的女性角色就算在今天受女性主义批评，也对女性有所裨益，现在，女作家所描述的先令般大小的疤痕虽然灼人，但想必正适于“阴阳相合”的论调。如果担心冒犯“政治正确” ，费兰特已经说明，文学要冒“正确”之大不韪来书写现实，而真正的问题是，缺乏性别视角、性别观的老旧已经影响了文学对现实的把握，以致于“奶子”主义大行其道，作者却以为自己在不带男性意识地塑造人物的“丰富性和准确性” 。说到底，拆解自身的性别意识，是为了拨开层层缭绕“自以为是”的迷雾，照见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