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女性，忘记女性：性别观念裂隙中的文学书写是否可能？( 三 )

“任何写作者，念念不忘自己的性别，都是致命的。任何纯粹的、单一的男性或女性，都是致命的；你必须成为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女人哪怕去计较一点点委屈，哪怕不无道理地去诉求任何利益，哪怕或多或少刻意像女人那样讲话，都是致命的。 ”把《一间自己的房间》当作女性主义启蒙文本来读的人，必然在此受到伍尔夫的当头棒喝，心中生出胆怯和恼怒。在牛桥[Oxbridge ，系由牛津（Oxford）和剑桥（Cambridge）各截取一半连缀而成，伍尔夫杜撰]四处碰壁的漫步之后，在手中思绪的小鱼被教授、研究员、校役吓跑之后，在书架上浏览完自十六世纪以来女性写作之艰难与进步之后，谁能忘记自己的性别呢？如果我们都同意伍尔夫在前文中所说的，女性写作的意义在于讲出男作家所不察的女性经验、点出男性脑后先令般大小的疤痕，那么忘记了自身性别所带来的体验和视觉，又怎么能看见层层包裹下的自己以及别人脑后的疤痕呢？
伍尔夫提出“雌雄同体”说，认为只有男性化的女性头脑、女性化的男性头脑才最具创造力，莎士比亚就是雌雄同体的代表。这听上去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写作状态，但是否有可能、又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达到此种境界？在写作中忘记（更确切地说， “超越”）自己的性别，指的是作家的性别身份，还是性别意识？女性意识中的哪一部分是需要挖掘的，哪一部分是需要克服的？男性意识需要怎样的处理？伍尔夫没有说清。
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在突破自身性别上持与伍尔夫相近的观点，她在《碎片》一书中的解释更为清晰：“我们尤其是要超越在日常生活中对抗男权社会的女性，这些新女性的形象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都很重要，但对于文学的风险很大。写作的人，应该去讲述他真正知道的，或者以为自己了解的事，尽管这些事情可能有悖于他的意识形态。 ”也即是说，费兰特以为，女作家即使深知现实的不合理，也不应当在故事中强行扭转这种不合理，去虚构一个“正确”的完美世界，相反，她的任务是挖掘不合理所带来的痛苦，即使这令她和读者感到不适。

本文插图
《碎片》
[意]埃莱娜·费兰特著陈英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10
但还有一个问题处于幽暗的深谷，未被讨论：女作家在进行“突破性别”的写作时会遭遇什么？伍尔夫认为，在长期遭受父权社会的压抑、呵斥、嘲弄和无视后，愤怒已经成为女性意识的一部分，夏洛蒂·勃朗特无法不受愤怒的搅扰，因而损害了《简·爱》的“诚实”性，夏洛蒂·勃朗特的叙述又是脱离了故事本身，转而去宣泄个人的怨愤。但伍尔夫的文字似乎也没有遵循她自己的意见，阅读《一间自己的房间》，我们不难察觉她的愤怒和诉求，只不过在一连串关于教授、先生的玩笑中，愤怒被幽默化解了。
按照伍尔夫与费兰特的想法，女性要写出好的作品，就必须克服性别所带来的偏见和狭隘，对自己的性别意识进行两部分切割，一部分是面向社会现实的态度，一部分是她投身写作的诚实。不同的是，费兰特只要求割除作家自身对未来的愿景，即“我希望女性在将来如何” ，不要用一己所好来构建世界，伍尔夫则希望把当下的愤怒一同抛掉。而问题就在于，情绪已经被贬斥得太久，而叙事的诚实又长期被男性化的理智所把持。时至今日，已经有许多作品向我们证明，独特的女性经验常常埋藏在所谓的“情绪”之中。例如，一个女人无缘无故地哭泣，经常性地叹息，缺乏女性视角的人会把她描述为疯子、行将就木的老女人，但费兰特找到了新的叙事策略——“碎片” ，碎片是失去与痛苦的不安，没有秩序，是“不稳定的风景” ，把过去、未来和现在搅在一起。愤怒需要的可能不是割除、抑制或者化解，而是深刻的挖掘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