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女性，忘记女性：性别观念裂隙中的文学书写是否可能？

采访人员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1
如果你把《一间自己的房间》当作女性写作宣言与指南来读，一定会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一起经历大脑分裂。 “去挣钱，写作，生活吧！”在听伍尔夫洋洋洒洒地讲完女性写作的艰难发生与可期未来后，这样的鼓舞顺利成章，但谁又能料到，她话锋一转，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女人哪怕去计较一点点委屈，哪怕不无道理地去诉求任何利益，哪怕或多或少刻意像女人那样讲话，都是致命的。 ”
“她像女人一样写作，与此同时，又忘记了自己身为女人。 ”一个人怎么能成为伍尔夫笔下的简·奥斯丁，像女人那样写作，又忘了自己身为女人？简·奥斯丁真的进入了这种写作状态吗？她忘记的是什么，记住的又是什么？像伍尔夫那样对父权社会的压迫深有体会的女人，怎么能在写作中忘掉愤怒？毕竟，伍尔夫本人似乎也没能做到。
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放弃了以愤怒为代表的情绪，是否也损失了其中蕴藏的女性经验？女作家要抛开性别意识的狭隘和偏见，她需要经历怎样的自我分割？为什么一些女作家在谈论社会性别议题时对自己的女性立场态度坚决，写作时却时刻警惕自身的性别意识，甚至怀疑自己的女性身份？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希望循着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美国科幻小说家乔安娜·拉斯、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思绪来探讨上述问题，同时，借助中国文学研究者张莉的研究与调查，勾连起这些问题与中国当代写作的现状。女性意识的觉醒建筑了属于女性的文学房间，即使父权依旧不停地试图把它拆得七零八散，传统已然形成，更大的危险来自于内部——作为反思视角的性别意识在拆解过往文学之时，也在拆解自身，这是一场不断建造与拆除、记录与涂改的游戏，而男性往往不觉得自己需要参与。
自己的房间：女性写作传统的建设与危机
“为什么女人中间不会出现莎士比亚般的天才？”每一位女作家都得面对这个问题，她们的读者也不例外。只要稍稍有些文学史方面的知识，男人女人就不免有此疑惑，毕竟男作家们的皇皇巨著填满了整面书柜，简·奥斯丁和埃米莉·勃朗特夹在他们中间，安静瘦小，就连学养深厚的人文主义者乔治·斯坦纳也要问：“女人为什么不能创造更多东西呢？”
两位20世纪的女作家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一位是安吉拉·卡特，她的回答相当直白——“世界上就只有一个莎士比亚，妈的。 ”另一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回答也很简洁明确：“莎士比亚般的天才，不会出现在辛苦劳作、目不识丁的卑贱者中。 ”十六世纪的英国，女性几乎还在幼年时便要承担家务，他们的父母视之为常态与美德，阅读是一种不必要、不体面的兴趣，小女孩也没什么闲暇，她们的生活围着缝补、清扫与生养打转。不光平民人家如此，出身贵族的温切西尔夫人也在诗里宣泄她对女性此种境遇的愤懑：“有人说，奴隶般地操持无聊的家务，才是我们的最高艺术和最大用途。 ”伍尔夫假设，如果莎士比亚有一个妹妹朱迪丝，同他一样天赋惊人，那么她唯有在目睹哥哥的才华得以施展时选择自杀，死后葬在某个十字街口；因为父母心肠慈悲地要求她本分，剧院经理会把她当个笑话般挡在门外，她无处可去，流浪街头，也许一位好心的绅士会收留她，等她怀孕后又将她抛弃。

本文插图
《一间自己的房间》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贾辉丰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11
伍尔夫认为，十六世纪的女人如若天赋异禀，必然会发疯，要么杀死自己，要么离群索居，半巫半神。周围环境千方百计地阻挠她们写作，这种压制内化到她们的身体里，变为一种隐姓埋名的本能，即使有些残存的才华得以用诗歌、故事的形式流传，人们也无从知晓作者的姓名。就算到了19世纪，玛丽·安·埃文斯也只能躲在“乔治·艾略特”的外套下避免麻烦，艾米莉·勃朗特的身份曝光后，备受时评赞誉的《呼啸山庄》沦为了“彻头彻尾的怪物” 。但这一时期有名有姓的女作家毕竟变多了，经过十八世纪末的女权运动以及十九世纪的工业发展，女性开始掌握自己的钱包，中产阶级女性能够通过笔和头脑中的知识来挣钱，尽管所收不多，她们却不必依赖父亲、兄弟、丈夫过活，《傲慢与偏见》《简·爱》《维莱特》《米德尔马契》在缺乏传统的情况下为后来者拓荒开路，树立典范。到了二十世纪，已婚女子不能拥有自己财产的障碍已经扫清，更多的职业向女性开放，于是伍尔夫对剑桥大学格顿学院与纽纳姆学院的女学生说：是时候了，是时候攒紧五百英镑的年金和属于自己的房间，为朱迪丝的复活而努力，把女诗人不灭的灵魂带回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