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的日本人是如何念读《论语》、《史记》或是吟诗作对(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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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书面语言的文体,夹杂了汉字与假名,但依旧可以「回复」成文言文,但也有些文体,使用许多汉文语汇,或是训读中常用的句型,制造出汉文脉的文体感觉,却不能回复成文言文。我们不妨以光谱来理解:若一端是汉文,另一端是原生日语(大和语),那么训读文(书き下し文)与汉文脉,大概是介于两者中间的位置;至于言文一致以及现代日语的文体,则或许可以说介于大和语和汉文脉之间。
与此同时,若将视野扩大到整个东亚,中国也正处于清末民初的阶段,许多变革正在发生,而东亚地缘的政治秩序、文化秩序,乃至于国家型态,也都处于变动状态。在这样的过渡期之中,日本与中国也并未断绝联系,相反地,两者有着极为密切的交流与影响,而在文化上、文学上,两者甚至一度享有共同的文学互动空间。可惜的是到了今日,现代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学科建置,反而让这段以汉文脉为中心、处于互动、流动、未定型的情况成为视野的死角,它既不属于主流日本文学研究的范畴,当然也难以被归类到主流中国文学研究或汉学研究的范畴当中。
回到本书,顾名思义地,斋藤希史本书的原文书名直译为《汉文脉的近代:清末=明治的文学圈》,即是一本探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东亚的中国与日本,其书写语言上产生了何种转变、影响的研究。它也恰巧照亮了上述的死角,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主题。
十九世纪末的日本人是如何念读《论语》、《史记》或是吟诗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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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有一关键字为「écriture(书写)」,特意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强调那个时代里,「文学」这个词汇本身的内涵亦正剧烈转变着,且与今日所称之「文学」意涵(比如具备个人风格、艺术性、创造性,探究心灵与情感等)未必相符,是故其采取最广义的「écriture(书写)」来指称他关注的对象。
全书架构,在其原书前言中已写得十分明了,值得提醒强调的是斋藤希史看待文本一贯的态度:
尽可能切合文本,而不让结论封闭。看清细部向量的多样性,并对其中一个向量逐渐取得特权的该机制进行叙述。文本不该以单一角度理解,而是要放在复数的文本当中来理解。
换言之,就是贴紧文本,保持论述的开放性与可能性,留意诸多类近立场之间的细微差异,以及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
本书曾获得2005 年SUNTORY 学艺奖(艺术文学部门),而在评审委员的评语中,则说:「著者追索了两国(按:日本语中国)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如何一边交互作用一边改变,以及如何一边改变,又一边催生着各自的民族国家意识之形成。」而成田龙一在《近现代日本史与历史学》(2012,中公新书)中,曾经提到斋藤希史的汉文脉研究在历史学领域之开创:
根据曾是东京大学副教授的斋藤希史(1963-)所言,所谓的汉文脉,是一种源自汉文的文体,并与人们的思考、感受息息相关。汉文曾经是政治与外交的文体,也是东亚世界的『官方文体』。而且,其以『士人的精神世界』为基础,掌握着公/私的区分。斋藤指出了这种汉文脉在近世中期以后对日本影响甚巨,也讨论了日本是如何从中脱离并『离析』出新的近代语言与文学之过程。
斋藤希史教授(1963-),目前任职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但他却出身于和东京大学有着竞争关系的京都大学;能在不同学术传统中受到肯认,其学术能力可见一斑。
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传统,上有吉川幸次郎(1904-1980)对于汉、唐等中国中古盛世之文学的研究,而至于兴膳宏(1936-),则又擅长以欧美现当代的文学理论重新省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到了斋藤希史,则承继着这样的学术脉络,并以「汉文脉」为主轴,将关注放大到近代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互动。
十九世纪末的日本人是如何念读《论语》、《史记》或是吟诗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