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的日本人是如何念读《论语》、《史记》或是吟诗作对名篇|名家|不朽|致敬

「训读」是什么？「汉文脉」又是什么？为什么谈论日本的「汉文脉」会与「中国文学」有关？阅读这本书之前，得要有这些预备知识，是故对于台湾的中文使用者而言，这部份最有必要仔细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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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日本的起点，即始自十九世纪末的明治维新。在这段期间内，从政治制度、社会型态，乃至价值观与思想等方面，日本都经历了巨大的转换；而在文学与文化方面，当然也不例外，著名的「言文一致」运动及其成果正标志了日本近代文学的确立，且无独有偶地，约莫三十年后，在中国也展开了一场主张「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运动，深深改变了此后的文学形貌。
言文一致，或我手写我口，通常会将之简单地理解为：文学语体由「文语体／文言文」转换为「口语体／白话文」的过程；然而，若要深入理解这件事，则首先必须注意到在此前言文「不」一致、我手「非」写我口的情况。
无论是「文言文／文语体」或是「口语体／白话文」，都是由文字所构成的书面语言，具有可视性，这是言文一致的「文」；至于言文一致的「言」，指的则是音声语言，或称口头语言，顾名思义，其具备音声的物理性质，却不具备可视性（附带一提，现代语言学中所主要关注的对象即为后者，也就是「言」，而非「文」）。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关键则是，「文」并非单纯为了纪录「言」、附属于「言」的工具；「文」（尤其是文言文／文语体）和「言」，各自有着不同的秩序和倾向，这两者并非截然二分，它们可能有很大一部份重叠，也可能彼此影响，却并非完全相同。
举例来说，一场演讲若有录音档和逐字稿，可能某些在录音档中能够靠语气抑扬、音量大小、节奏快慢等理解的部分，到了逐字稿中，可能只会觉得文字凌乱、前后理路不连贯、冗言赘句过多，甚至有时，若光看逐字稿会无法理解，还必须回头听录音相互搭配补充，才能领会；而逐字稿若要成为一篇能够让读者通顺阅读的文章，势必也得经过相当程度的修改，且字词的选择、修辞的运用，乃至通篇结构，常常也必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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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录音档）、言之纪录（逐字稿）、文（文章），三者之间仍然有着差异，过于接近言的文让人看不惯，但过于接近文的言，也令人觉得不自然。从上述例子，如果我们回头来看言文一致或我手写我口，更精准地说，那其实是一个努力让书面语言的型态往音声语言／口头语言「靠近」的过程。而这在当时的日本，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工程，因为涉及了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
在江户幕府成立（1603）后，由于中国明末清初之际有许多读书人与僧侣流亡日本，传入了大量中国典籍，再加上德川幕府重视儒学，并以朱子学为官学，甚至到了宽政二年（1790），还进行了禁异学之改革，几乎等于是统一了日本读书人的知识养成教育系统；同时，汉文学（汉诗、汉文，乃至文言等）则是官方正统，也成为知识份子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具有阶级上的优势。
然而，日语与汉语、文言文的主动宾语序不同，日语的句形是ＳＯＶ（主语、宾语／受词、动词），汉语、文言文则主要是ＳＶＯ（主语、动词、宾语／受词），两者差别甚大，此外，其时之日语已有书写系统（假名），且与汉文（即以中国古典文言文之书面语言）并不相同，此外，汉字具有形、音、义等三面向，其虽然以书写为主，却也并未与音声毫无干系，譬如吟诗诵词或是朗读经典，都必须将之化为音声，且这也是传统文学活动的一部份。那么，当时的日本人如何进行？他们是怎么念读《论语》、《史记》或是吟诗作对？
答案就是「训读」。
在日文中，有两个词的汉字都写成「训读（训読）」，但是两者念法不同。一种是「训読み（くんよみ）」，意思是将个别的汉字以日本固有的语言、意义来读，与之相对的是以接近汉语发音来读的「音读（音読み、おんよみ）」。例如「山」这个汉字，读成「やま」是训读，读成「さん」则是音读。这是针对个别汉字词的层次。然而此处谈论的，则是「くんどく」，或全称为「汉文训读（かんぶんくんど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