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的日本人是如何念读《论语》、《史记》或是吟诗作对( 二 )


汉文训读,是一种以日语语法阅读中国古典文言文的技术。这种技术并不属日本独有,曾经属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韩国、越南等地亦有类似技术,而在日本,据说远自其与中国接触之时便已有雏形,之后甚至有各种流派。然而,在前述的宽政禁异学之后,这套技术遂逐渐统一、体系化、标准化,也大为兴盛。
十九世纪末的日本人是如何念读《论语》、《史记》或是吟诗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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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书本中不加任何注释、标点之正文,称为白文;而所谓训读文,就是在白文旁加上若干记号,帮助阅读的文书形式。这些记号称为训点,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返点(返り点)」,位置在汉字的左下方,标示着单一汉字或词的顺序;另一种是「送假名(送り仮名)」,位置在汉字的右下方,表示连接在汉字之后的日语词缀、助词等。例如「有朋自远方来」,其不加任何标点、注释,即为白文;而「有リレ朋自リ二远方一来タル」则为训读文。
其中,「レ」、「一」、「二」为返点,表示顺序,「リ」、「タル」为送假名。 「レ」表示前后顺序颠倒,「一」、「二」则表示先读「一」前的字词,再读「二」前的字词,换言之,「有朋字远方来」六个字,先换为日语语序,成为「朋有远方自来」,然后,再把送假名加上去,成为「朋有り远方自り来たる」;朗读时,则依照训读文的指示,将语音读作「ともありえんぽうよりきたる」。
简而言之,典籍原文为白文;白文加上训点,即为训读文。需要特别注明的是,依照训点的指示,将纯粹汉字组成的白文改写为带有假名的形式(即前面例子的「朋有り远方自り来たる」;通常训点的送假名是片假名,加上时则为平假名),这种文体,称为「书き下し文」,然而由于中文里并没有对应或相近的词汇,所以在本书当中,出现这个词汇时,译者只能姑且同样翻译为「训读文」,并尽可能在后方加上原文解,以利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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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训读」很接近「翻译」,但两者的不同在于,「翻译」是将对象文本的语言改成目的语言,且需要考量如何使目的语言使用者理解,例如将日文翻译成中文时,就需要适时地修正、调整原文里的日文文法、词义、表达方式等,才会是自然的中文。然而,「训读」主要是将汉文语序转换为符合日语语序的形式,并适时标注念读时的读法,但是,「训读文(书き下し文)」并不是自然的原生日语,而是一种看似日语、也能用日语语法理解,实际上却自成一格的文体。
如果以古典的原生日语为本位,当然会觉得这种文体生硬而不自然,可是,由于地缘政治、历史及文化因素等影响,这种文体得到了官方认可与制度化优势,并在封建制度的上等阶级里传播,因而造就了一种文体感觉的共同体。具备汉文训读素养的人们,通常认为「训读文」的语调铿锵、激昂,具有阳刚气质,有别于一般日常的口头语言。此外,「训读文」(书き下し文)是由「汉文/白文」衍生而来,是故它又有另一别称,即是「汉文脉」。
原本的情况是,汉文具有特殊优势地位,但又与日语之间莫大隔阂,人们难以直接学习、使用汉文,才需要一种介于汉文与日语之间的文体,作为学习的辅助,或是在文学活动时调和音声语言与书面语言,也就是说,汉文是训读文、汉文脉的前提。然而,时序进入明治,日本政府展开维新,各个方面都努力仿效西洋,封建社会的阶级制度也就此打破,四民平等,此时,汉文的优势地位被取消了,也意味着训读文、汉文脉的前提消失了;但有趣的是,训读文、汉文脉的官方书写地位却被延续了下来,而且,前提的消失,也反而意味著书写汉文脉得到了解放,不必再依附于正统的汉文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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