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土之难，陈寅恪、唐筼夫妇为何葬于庐山？( 二 ) 交情|悲剧|高俅|太尉|林冲|领导|中年

转眼到了1994年，江西学术界在得到义宁陈氏某后裔的赞助下，召开了“首届陈宝箴、陈三立学术研讨会”，会议日程之一便是赴庐山参观松门别墅。破败早在意料之中，一直有人居住也不算意外。借着会议的东风，又有老先生、小先生们重提旧事。江西方面出于某种考虑，一口答应了迎葬、改建之事。当权者的一番应景之词，自然再次换来了一片颂扬、一片感激。岂知人事难料，随后的若干年内，省长换了，厅长也换了，迎葬、改建的事似乎从未提出过，送上去的申请居然连找都找不着了。惊诧之余，扼腕者有之，痛斥者有之，伤感者有之，绝望者有之，惟独是无形的管理“机器”运转照常，大大小小的阻力依然如故。三番两次的延宕之下，当年一同参预此事的长者，不少人还来不及看到迎葬、改建之事稍有眉目，便身不由己地进入了被人追思的行列。
2000年9月，拙著《陈寅恪的家族史》在广东出版，最后一段文字借题发挥，谈及陈寅恪夫妇骨灰归葬的难题，也是试探着能否再现一线生机。此段文字，恰巧引起了黄永玉的关注。黄永玉本是湘西人，感念陈寅恪之祖陈宝箴在湘西治河、养民的恩德，景仰陈寅恪的道德文章，因此十分愿意帮助陈氏后人了却心愿。起初他认为归葬是经济上有困难，等到辗转找到我，初步知道内情后，这才觉察到：“迁葬不光是钱的问题”，继而感慨道：“我不知迁葬寅恪先生有这么多阻难，真令人伤怀。其实陈寅恪先生生前何曾计较点数过身外细软？为何有人至今尚抓住不放？”此后，黄永玉“随时在找机会，看世上还有没有为这件事出些真力气的人”。（黄永玉致笔者信）
第二年7月，黄永玉联系到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请毛致用在陈氏姐妹致黄永玉的信上签署意见，转交给江西省。江西民政厅遂在省长亲自督促下，联合建设厅和庐山管理局，起草了一份意见：
一、陈寅恪先生是中国国学大师、著名大学者、一代文豪，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一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其骨灰葬于庐山，有利于发挥名山、名人的作用，促进江西旅游的发展。对其后裔要求将陈寅恪夫妇安葬庐山的愿望表示欢迎。
二、将陈寅恪先生骨灰葬于庐山，可以更好地发挥名人效应。只要充分考虑人文环境和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不会影响景区的观瞻。因此，我们赞成将原陈三立先生所住庐山松门别墅定为陈三立先生纪念馆，在靠近“月照松林”景点处修建陈寅恪先生纪念园，在园内建石亭一座，在附近自然裸露的巨石中凿洞安放陈寅恪夫妇骨灰，辟陈寅恪先生的诗文石刻组群，并修卵石小道与松门别墅连接，使之成为瞻仰和研究陈三立和陈寅恪先生的场所。
8月初，上附省长批示的《意见》送达毛致用处。“如陈先生的子女认为可行，即可具体商定实施”的郑重承诺，使得所有人都倍增希望。
3个月后，黄永玉亲自将《意见》带到广州。陈美延因为摔伤了腿脚，只得在电话中向黄老致谢。永玉老人的答词颇奇妙：“大家都是中国人，应该的！”当时我就想，又没有外宾在场，怎么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是不是老人在境外住得太久，一时改不了口？抑或是秉承了从前的做法，再次以此彰显那句悲愤交加的名言——
“我恨的理由就是我爱的理由”？
三
对于卧病在床的陈美延来说，2001年11月下旬可能是一生中最为焦灼的日子。躺卧在床上，不断地拨打电话，从省政府到民政厅，到建设厅，再到管理局。感恩戴德之余，不断地寄出《陈寅恪集》聊表谢意，不断地寄出感谢信，不断地陪着小心试探、跟进。惟一庆幸的是，民政厅的当家人在文化厅任过职，中文系毕业，十分熟悉陈家的事情，去过修水陈氏祖居。且爱好书法，正在举办一个包括陈三立在内的江西名家书法展览，拟进京展出。碰到这样一位懂行的文化人，怎能不令人鼓舞？
岂知一个多月后，变故再起。临近年终的某一天，远在成都的陈流求在与民政厅通话时，对方态度忽然有了转变，称陈氏姐妹提出的“江西省人民政府落款在前、陈氏姐妹落款在后”的署名方式不具可行性，理由是陈寅恪既不是英雄，也不算烈士，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陈氏姐妹的一点“私心”，无非是鉴于杭州祖墓多次被毁，希望借助于政府的“威名”加强保护而已。）至于下一步如何办，民政厅让陈家直接与庐山管理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