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文人武人有何区别究唐代权力的平衡如何预防冲突的发生( 二 ) 唐代|有何|李晟|武人|冲突|文臣|文人|

文章插图
杜牧因此总结说，正是由于武人的这些恶劣行为，唐帝国才会经常发生军事叛变，社会风俗也因而败坏。显然，杜牧将他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归咎到武官的身上。杜牧对武官的批评并非特例，敌视武官的文臣甚至建议朝廷缩减武官的数量。在9世纪，出任节度使的文臣有时会称自己为“儒将”，以示有别于多数行伍出身的武将。“儒将”一词，意指具有儒学素养的军事指挥官，是在唐代末期才出现的概念。上文提过的几位唐代前期才兼文武的官员，既深具儒学素养，又经常统兵。他们像“儒将”一般地行事，却不曾以此自我标榜。“儒将”这个词在唐代后期出现，并不意味着具有儒学背景的军事将领有所增加，而是反映了9世纪出任武职的士大夫怀有的优越感。因此，当他们承担军事职任时，仍旧试图强调自己“儒者”的身份，而不是军人。其中一个例子是薛能，一位以自己的文学才能而自豪的节度使，相当憎恶军事工作，认为自己所担任的职位乃是“麄官”，也就是只适合粗鄙之人。薛能显然是想强调自己是一位具有文学才能的军事指挥官。由此看来，到了9世纪，文武之分已超越了官衔与职位，而涉及一个人的文化认同。

文章插图
文武官员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如此鲜明，甚至影响到那些武人主导区域的地方文化。如陈寅恪指出，在武人的支配下，河北地区无论在文化上或政治上，都与朝廷控制的区域判然有别。在河北，军事技能掩盖了对儒家经典论著学习的锋芒，成为最受重视的学习项目。在其他地方，为了参与科举考试而读书，仍被认为是提升地位的最佳途径。尽管我们可以在9世纪找到许多文武官员相互仇视的例子，不过直到乾符二年以前，这两个群体并没有在政治上发生太多的冲突，因为双方都没能拥有足以压制对方的实力。安史之乱后，宦官是掌控朝廷的主要群体。朝廷与军队的重要职务委派，鲜有不经他们之手而决定者。因此，不论拥有怎样出身背景的官员，都希望能够与宦官建立关系，以利自我晋升。由于他们特殊的生理状态及孤绝的工作环境，宦官形成了自己有别于文武官员的集团，也因如此，没有哪一个集团得以完全掌控中央政府。地方行政同样也存在着平衡关系。一份关于节度使背景的分析材料显示，文武官员各有自己的支配区域。大体说来，武人任职于战略要地，所担负防御责任超过一般行政。相对地，文官主管那些对朝廷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区域，并多以文职管理者的身份工作，较少掌控军务。与此同时，政治权利上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弥合了文武官员之间的文化鸿沟。

文章插图
武人的政治活动使得他们有机会和文士共事，进而让双方交流各自的理念。此种交流的一个显著事例是，武人节度使府延聘文士作为其文职僚佐。由于掌管着地方行政，无论是什么背景出身的节度使，都需要学养丰厚者的协助，以便处理各种行政工作。即使是河北地区的半独立节度使，也试图援引饱学之士作为其僚属。对于无法在科举试场上求胜的文士，在节度使的麾下工作，尤其是为那些与朝廷关系疏离的节度使效命，使他们获得另一条通往权力之路。即便是拥有科举功名或已任官职者，当他们对自己在中央政府的前途感到悲观时，也会转向节度使求职。少数出身较低的文人甚至倾向用极谦卑的姿态面对他们的武人长官，经常到了巴结奉承以谋求一官半职的地步。当武臣与文人共事，他们不可避免地要相互影响。一些9世纪的将领相当喜爱文学知识，以至深以自己能够赋诗为荣。部分武人则谨守儒家的礼法，为自己和家人赢得了全国性的声望。例如，祖上都不是汉人的大将李光颜及其兄长李光进，便以他们在家族内的孝顺行为和对儒家原则的遵从而扬名。他们之间的权力平衡预防了严重冲突的发生，也阻止了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但是，乾符二年以降，一连串的叛乱很快地改变了唐帝国的命运，文武关系也随之产生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