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学术流变——“同化论”“根基论”“建构论”之反思( 六 ) 思潮|根基|学术|时期|民族主义|晚清|老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的产生、播散与清末兴起的改革与革命思潮及其实践经验密切相关，是中国受到西方思想影响之后做出的自觉反应，亦是近代国人对建立现代国家政体做出不同选择时诱发出的一波思想涟漪。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党，双方产生分歧的关键点在于，是承接清朝大一统的多民族共同体治理模式，还是建立仅以汉族为唯一主体族群的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双方的争议涉及晚清以后如何安排生活于不同区域内的中国多种族群的地位以及如何确立其身份认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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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类学理论与概念史视野下的晚清“民族主义”研究
晚清以来“民族主义”的产生因为常常与立宪、革命等议题纠缠在一起，故在语义上显得模糊不清与自相矛盾。一些受到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熏染的当代学者开始另寻途径，从“民族”一词语义的演变及其在传统与现代不同语境下的作用入手观察“民族主义”的源起问题。在国内学界率先开其端者是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费孝通先生在谈到“中华民族”形成的二元特征时有一段经典表述，他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费孝通先生创造性地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长程（自在实体）和短程（自觉实体）两个阶段，并以中国遭到西方列强冲击时间的前后作为区别两个阶段的界标，实际上包含了立宪革命两派言说中的大小民族主义的内容，同时又兼顾了“中华民族”连续发展的脉动过程与近代新观念对之进行重新建构这两个相互无法割裂的层面，可谓别出心裁。
现代“民族”观念在世界范围内均属晚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近代以前，中国学界一般用“族类”的概念划分不同种族。故传统的族类如何演变为现代的“民族”乃是具有民族学、人类学思维背景的学者较为关注的问题。一些社会人类学家开始使用“族群”（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这个概念分析“民族”的产生。“族群”是一个由其组成成员认定的范畴，通过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族群的“边界”和排斥他人，它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中，没有“他人”就没有“我们”；族群的认同是需要与模仿的某种结合，所以，族群是其成员有意识构建的，或者说是共享利益意识的结果。
当然，“族群”概念也强调在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以及体质特征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语言，其成员所具有的对共同起源的信仰以及共同的群体身份感，但更多地强调这种身份感拥有与“他者”相区分的边界和一种相对固化的“身份认同”。故用“族群”这个概念去考察中国的“族类”历史是需要小心行事的，并不一定具有贴合性。如若考察“夷夏之辨”的开放性与相互转换的特征，“族群”理论就未必适用。所以，在“族群性”（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的分析架构之外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模式，虽然在各群之间也存在着“我们”与“他人”的界限，但依照一种对主导文化的认同和习得程度的标准，这种边界可能是递进的、模糊的和开放的，我群与他人的边界是模糊的，即使出现冲突，敌我的界限往往不会在族群边界的意义上清晰化。有些学者断定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和“有教无类”完全可以作为“族群”理论的分析对象，而笔者恰恰以为“夷夏之辨”这类传统认知框架不是简单挪用“族群”理论就能够给予合理解释的。
许纪霖则认为，ｎａｔｉｏｎ翻译为中文，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有国家、国民和民族三种不同的译法。国家、民族和国民，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都是近代的产物，它们是同时诞生的，具有某种三位一体的性质，同时又充满了内在冲突和紧张。虽然在近代欧洲流行单一民族的国家，然而就世界范围而言，更多的国家内部不是只有一个民族，而是有多个民族，形成多民族国家（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或者由多个族群共同构成一个国家。而ｎａｔｉｏｎ最重要的乃是建构内部的同一性（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不同民族与族群的居民应该拥有同一的身份与认同，于是ｎａｔｉｏｎ就拥有了第三种含义：“国民”。可是身处一个国家中的“国民”身份与作为身处同一个国家的多元“民族”对自我的认同是有很大差异的，而且两者时常发生冲突，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就成为近代知识分子面临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