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学术流变——“同化论”“根基论”“建构论”之反思( 十 ) 思潮|根基|学术|时期|民族主义|晚清|老

通过缜密的概念史梳理来展现“中华民族”观形成的过程是近期出现的新动向。此动向基本延续了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由“自在”转为“自觉”的看法，如黄兴涛就批评学界对“自在的民族实体”关注较多，却相对忽视对“自觉的民族实体”的把握。实际上“中华民族”从“自在”发展到“自觉”形态，首先表现为一种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生成、强化的历史进程。“自在”的中华民族与“自觉”的中华民族之间的差别在于，同样作为“大民族”共同体，组成它的各子民族除了数量、构成不尽相同外，在前者，人民对于其彼此之间客观存在、并不断得到发展和加强的内在联系与一体性，还缺乏更为自觉的认识，对于共同的利益安危在感情上还缺乏强烈的认同，在交往上也还存在着语言沟通等方面的更多隔阂等；而在后者，上述诸情形都基本得到了改变。基于各民族之间全方位“一体性”的强烈体认，形成了一个共同拥有和一致认同的民族符号或名称——“中华民族”。
黄兴涛分别从“大民族”观念的创发及其最初的指代词“中国民族”的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最初出现及其被人忽略的内涵这个观念史层面的分析，再到“立宪运动”与国内各民族平等融合意识的增强，辛亥革命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形成等政治史议题，系统阐述了“中华民族”观念“自觉”生成的过程及其与现代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黄兴涛意识到，就民族共同体关系的总体认识而言，君主立宪派起初认识得较为深远，显得相对理性。但他们对于满族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的危害性及其拒绝放弃民族特权的顽固性认识不足；而革命派起初的确显得偏激，较多地表现出狭隘的汉族民族主义的立场，但他们致力于先推翻满族的特权统治，实具有不同寻常的民族解放意义，并为建立新型的民族共同体关系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以往我们从革命与改良二元对立的角度着眼，更多看到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如果换个角度，从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的形成视角去认知，就会发现，其彼此之间“互动”和“同一”的效果也甚为明显。立宪派提出民族融合的“大民族”观念，即是针对革命派激烈“排满”做出的回应，而革命派“排满”的观念，也在与立宪派的论争中不断得到修正，辛亥革命爆发后则放弃了过去的主张，完全接受了立宪派的观点。从这个角度看，辛亥革命后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的初步形成，实不过是戊戌维新以降改良派、立宪派和革命派思想和实践彼此互动的一种逻辑结果而已。
亦有人注意到，清末民初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话语构造可谓五花八门，甚至有所谓“洪门民族主义”的说法。“民族主义”既非洪门固有的精神或者传统，亦非纯由外部植入，而是清末激进知识群体及革命者出于“排满”这一目标进行发掘和重新解释的结果。“洪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话语的提出、完善和定型，洪门只是贡献了经验层面的素材，至于概念、理论层面的加工提升则主要由清末激进知识群体和革命者完成，其中又汇入了１９世纪以来西方人研究天地会的知识成果。“反清复明”的说辞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族类意识，不过往往流于形式，而且洪门很少使用“种”“族”“类”这样抽象层次的术语。到了清末，孙中山明确使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根苗”等概念术语，将洪门的“反清复明”口号放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进行理论化处理。从形式化的“反清复明”口号，到抽象的“种”“族”“类”“种族”“民族”概念，再到理论化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洪门民族主义”由此逐渐浮出水面。“洪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话语的形成，适逢汉语中“民族”一词逐步定型为一个现代概念之时。革命过程当中，革命派对于“种族／民族”概念的阐发偏重于族群差异和对立，强调“汉”与“非汉”之别，事实上倡导了一种狭隘的民族概念，从洪门发掘“民族主义”的努力即为具体例证。而在后革命时代，曾经的革命派欲跟此前的狭隘“种族／民族”概念告别，转向一种基于“国民”和“国家”认同，侧重于族群并存和融合的宽泛的民族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