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学术流变——“同化论”“根基论”“建构论”之反思( 二 ) 思潮|根基|学术|时期|民族主义|晚清|老

当代学者对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的划分多有回应，只不过带有更多的政治意识形态思辨色彩。如陶绪就认为，晚清存在着两种“民族观”，一种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以满汉合一、满汉平等为特征的民族观；另一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反清复汉、排满革命为特征的民族观。前一种民族观主张在“同化论”的指导下把国内各民族融合为单一的中华民族的思想与在皇帝的旗帜下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思想相结合，因而其民族观与政治观交织在一起。而革命派的“民族观”又裂变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民族观与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民族观。前者主张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不悖，民族民主革命一次完成，而后者则强调汉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主张反清复汉，带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的文化色彩。这实际上就是重述任公的大小民族主义观念，只不过贴上了现代阶级划分的标签。皮明勇的看法是，所谓“大民族主义”就是把包括汉、满、蒙、回、藏等在内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当作一个大的中华民族整体，并认为列强对中国任何一部分的侵略都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侵略，中国境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并在此基础上联合成一个大的中华民族，一致对付东西方列强。孙中山后来提出的“五族共和”构想即体现出这个思路。而“小民族主义”即指“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两种，强调汉族的文明优势和主体地位，是“华夷之辨”说的延续，亦是“同化论”的变相表述。晚清一些革命党人如孙中山就不断在大小民族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同化论”之间徘徊摇摆。孙中山虽然一度倡导“五族共和”的“大民族主义”，但不久又回归汉族的主体性，号召各族人民应在汉族的引领下，实现“共和”目标，所以其思想又重新回到了“小民族主义”一端。朱维铮则看出了清末革命党“反满”言论特别是孙中山架构“民族主义”理论时所遭遇的困境。他注意到，除非革命党把“中华”疆域的界定“恢复”到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由叛明到称帝时期的限度，否则视满洲为“异族”，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在实践中便等同于分裂中国的版图。但随着孙中山被日益神化，造成史界曲说文饰必贻尘谤，攻其一点也难服众的处境，形成论其功又指其过的混乱。后来论者常常把民族问题与文化问题混作一谈，在判断清末民族主义的具体取向的时候，往往使用双重尺度随意评断，常常陷于悖论，如凡涉及反满时常用属于文化尺度的同化说予以批评，涉及排外时却总用属于政治尺度的爱国论进行辩护。朱维铮提醒说，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诉求，无论实践取向有多大差异，在民族主义概念的诠释上，都应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和民族主义涵义的解释作为参照系。但诉求者在实践取向方面的差异，又使他们倾向对清帝国的民族问题与近代欧洲的历史和现状的不同缺乏客观分析，往往对参照系采取各取所需的实用态度。
既然民族主义在清末已形成普遍的政治诉求，那就很难用所谓传统的“夷夏之辨”进行解释。政治诉求总是针对政治现状，诉求的语言难免呈现出古老或是外来，甚或两者混合的特征，但终归是诉求者对于现状基本看法的一种概括，假如考察这种诉求，不是首先考察引发诉求的历史状况，而是首先去追究诉求的口号合不合某种先定的尺度，只能说是舍本逐末。这与清朝的统治策略有关，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欣羡华夏文明，一方面亦出于被同化的恐惧，不断严分满汉界限，强调对满洲特权的维系，于是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便会显得紧张犹疑。对这种现象的结构性认知，自然也反射出这种矛盾现象，孙中山同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创立合众政府”这两个极不相容的纲领就是这种冲突紧张的反映。
朱维铮指出，“创立合众政府”是孙中山效仿华盛顿想建立美国式的联邦统治模式，对外关系实行中央集权，而在内政上尊重地方分权，表明他想当中国的华盛顿，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提法，又表明孙中山志在当朱元璋，这种双重的身份认知困境，使得革命党人不甚满意，而非难革命排满说的保皇党人和立宪派也借此攻击其言不由衷的表态。其“驱除鞑虏”的口号也无法免遭大汉族主义论者的指责，后来孙中山又放弃了联邦政治的追求，转而力求实现“俄化”，更是使他的立场左右摇摆，令人难以信服。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齐思和先生就已指出孙中山民族主义潜藏着的重要缺点是忽略了种族与民族之区别。民族之构成是精神的、主观的，种族则是物质的、具体的。所谓满汉蒙回藏的说法，是以种族划分的结果，并不适用“民族自决”原则。种族问题既虚无缥缈，则应提倡组织民族主义之国家。齐先生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孙中山民族主义内部确实包含着自我冲突和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