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学术流变——“同化论”“根基论”“建构论”之反思思潮|根基|学术|时期|民族主义|晚清|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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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时期|晚清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学术流变——“同化论”“根基论”“建构论”之反思】【作者简介】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摘　要】“民族主义”成为史学界讨论的热点，其渊源可追溯至晚清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改革不同路向的争议，故“民族主义”研究长期受到“同化论”“汉化论”等思维模式的影响，比较强调其历史起源同一性与连续性的特点。随着人类学与概念史研究方法的引入，学界对“民族”“国族”“族群”“种族”概念的区别有了更加严格的界定，从而把“民族主义”的产生看作古代与近现代交织互动的产物，而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介入，则更强调“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有意建构的结果。“民族主义”研究的三种取向各有利弊，“同化论”过度突出汉民族文化创造具有压倒性的典范意义，从而有意无意地压抑了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的阐释；“根基论”则过多关注文化传承的延续意义，而较少顾及文化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可能发生的复杂变异；“建构论”则只关心文化传统在近代被塑造的过程，而完全忽略了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延续性涵义。
【关键词】民族主义；同化论；根基论；建构论
“民族主义”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民族主义”的产生不但与晚清以来改革风潮的兴起和革命言行的激化趋势密切相关，也与西方流行的社会科学思潮及诸多政治势力的渗入和影响摆脱不开干系。“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乃至“中华民族”等新型概念的表达与传播更是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比较传统的说法是，中国自古就有“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毋庸置疑地产生于数千年前，源远流长一直延续至今，这种“根基论”式的说法长期以来几乎变成了教科书般的标准表述。还有一种说法是，所谓“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以“汉族”为核心主体，在不断吸收周边少数族群的过程中逐渐把它们融合进以儒家思想和制度为中心的中国历史框架，从而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同化论”的逻辑长期主导着民族主义研究的基本取向，使得是否具有汉族文化特点成为判定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唯一标准。近些年随着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的持续涌入，中国学界开始对“民族”“民族—国家”“族群”“国族”等概念重新进行了严格定义，使得有关“中华民族”的讨论更多具有了当代社会科学的色彩。“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介入更是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近代“建构”的产物，不承认其具有近代以前的历史意义，从而隔断了“中华民族”与前近代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本文拟对上述诸种研究意图及其分析框架作一初步辨析与评估，并分析讨论其争议产生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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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清立宪派与革命党论争中的“民族主义”议题
“民族主义”的形成与晚清以来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对关于“什么是民族”的自觉意识及由此产生的歧义与争论有关，近代意义上“民族”一词的出现基本可以被认定应归功于梁启超、章太炎、杨度或者更早的王韬等人。但也有些不同意见，如有学者以康有为在１８９８年所上《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提到“民族之治”为据，而断定康有为已经开始从西方民族主义的角度理解“民族”的涵义，这应该是最早对“民族”的近代式解读。
晚清以来“民族主义”论述的产生与当时学人的政治立场无法分开，在很多场合根本不能以纯粹的学理讨论加以对待，即以晚清舆论倾向而言，“民族主义”论述基本分属于立宪派和革命派两端，实际上构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民族观”。立宪派认为“中华民族”应该包括满、蒙、藏、回等族群，如梁启超称“中华民族”实际上是由苗种、汉种、图伯特种、蒙古种、匈奴种、通古斯族六个种族组成。梁启超首次提出“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亦即“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而革命派则鲜明地扬起了“反满”的旗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非汉族群排斥在革命和建国的行列之外。在梁启超看来革命派的“民族观”属于“小民族主义”，立宪派持有的“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相对立。有趣的是，民国初年的一些民族史著作却基本沿袭了梁启超的民族分类框架。１９３５年出版的宋文炳编写的《中国民族史》一书，其第二编第三章就以“通古斯的汉化”为题，“通古斯”就是指“满族”，其民族分类完全继承了梁启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