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主义|杨小凯：晚清经济史( 五 ) 晚清|资本主义|安知|框架|经济史|老年

费维恺，在前引文中指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的分布并不比当时的美国更集中，但是清末特权阶级和政府侵犯财产的特权可能是土地市场不发达的一个原因。尽管民间自发的土地买卖和租赁很普遍，但法律并不能有效地保护土地私有权在租赁买卖中不受侵犯，保护土地产权的法律制度很不发达，例如有权以原价赎回已卖土地的权利是一种没有经过类似普通法中衡平法原则，进化到自由买断所有权的制度的机会，这曾经是清朝土地纠纷和杀人案的一个重要根源。
上引费维恺一文中还指出专业租田经纪人虽是土地制度相当发达的标志，但地方士绅，地主与官府勾结也利用这种制度将土地税转移给佃户。这也应视为中国式坏私有制的一个特点，富人与官方勾结，形成特权阶层，向穷人吸取政治垄断租金。
因此清朝末年的土地制度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阻碍，但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垄断，使得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不能有效保护私人财产(特别是知识财产和私人企业剩余权)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使得交易效率低，农村的分工水平低，因而生产力低下。
与农村相比，中国的城市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资本主义。按费正清的记载(1993,上卷，第一章)，清末的人口增加，刺激了商业化的发展，所谓商业化就是分工的发展，按文玫(Wen,1996)的理论模型，人口增加会刺激分工的发展和生产力进步，清末原始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的发展使银行业，信贷业，行会和商会出现和发展，并提高了商人的地位。
分工发展的一个特徵是专业化水平高的职业会取代那些专业化水平低的职业，而且一些在迂回生产中高度专业化的职业会取代不依赖迂迥生产器械的职业。现代工厂制度内高度专业化的各种纺织职业取代手工纺纱织布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与当代全球化过程中人们被迫从旧职业转到新职业的情形相同。
但是由於清末的各种法律，经济制度并不发达，交通运输条件也很差，所以这个工业化转型过程在当时不是太快而是与欧美日本比较而言太慢。费维恺(1993,pp25-40)记载了两方面的抱怨，这个经济转型中过程吃亏的手工业者抱怨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新的工业家却抱怨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使他们的新生意扩展速度太慢。
施坚雅(1965)和费维恺(1963，下卷，第一章，pp.53-63)记载了如下史实，由於交通运输效率低，所以中国被分割成成千上万互不往来的地方市场，因此分工只能在狭小的地方市场内发展，而不可能形成全国性市场及相应的全国性很高分工水平。所以沿海大城市只是协调邻近区域的分工，而不能成为全国性分工网路的交易中心。
这使沿海与内地收入差距加大，也使沿海大商业城市的发展受到局限。这表现在最初创办的企业很快发现地方市场饱和，利润下降。清朝末年保险市场不存在，政府的福利政策也不存在，所以还不可能用保险市场及社会保险减少工业化转型造成的代价。这也是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原因。
费维恺(pp.73-83)还指出，清末政府制度的落後造成用於促进交通运输，司法，执法等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开支，大大低於欧美国家，这是当时清朝经济落後的一个主要原因。由於外国企业有相对而言较好的外国制度和条约保护其权利，而中国政府没有保护本国企业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所以中国私人企业的确有面临不平等的竞争的问题，但这不平等的根源不是外国企业，而是本国政府的落後制度。
最後笔者介绍费正清(1993,上卷，第5章)，徐中约(1993，下卷，第2章)对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和租界制度的一些对国内读者不太熟悉的记述。首先清朝末年很多清政府与外国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自取其辱，其中义和团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
这一事件的背景是慈禧太后镇压戊戌维新运动後被国内外认为失去领导中国的合法性，因此她的理亏心态成为触发义和团事件的内因。当时中国政府坚持不准民间自由结社的传统，视独立於官方的教会为对清朝政治和意识形态垄断的威胁，因此企图利用义和团迫害教会和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