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由“记王言”而“代王言”：战国秦汉人臣草诏制度的演生( 二 ) 战国|草诏|人臣|代王|王言|制度|秦汉|

周王现场发布政令之时，史官会在旁记录王言。《尚书》的“命”或“诰”，铭文中的命官之辞，都是由史官在旁记录下来的，而“王曰”或“王若曰”，就是“史官在记录王的讲话时所作的标记文字，表示王的讲话已经开始，下文所记都是实录”。
周代掌记王命的史官是内史，或称作册，是协助周王治理国家的要臣。周王现场发布的命令，性质同于法令，具有强制效力，需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因此，势必要将王言如实记录于策，以供稽查、核验之用。如若不然，不但赏罚无所依凭，王命要被忽略、歪曲、篡改、编造等等，都极为容易。《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文字与国家政教分不开，至关重要的因素即在于它是最好的证据。《慎子》：“书契，所以立公信也。”“立公信”一语，十分精当，可视为《系辞》确诂。史官记录王言，就是要“立公信”。因此，史官记录王言，其目的是为了保存信息，而非传递信息；记录王言形成的文件，其性质属于档案，而非公文。
周王发布命令，除了用现场讲话的方式，还有一种补充办法，就是派遣使者转达（性质同于传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冬，王使来告难，曰：‘不毂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对曰：‘天子蒙尘于外，敢不奔问官守？’王使简师父告于晋，使左鄢父告于秦。”这是周襄王时，王子带叛乱，襄王遣使告难于诸侯，向其求救。“不榖不德”云云，应该是使者转述襄王语。臧文仲说“敢不奔问官守”云云，是其代表鲁国所作的答复语，要由使者转达给襄王。整个过程，基本上是言语往来。这虽然是春秋时期的事情，且周王遣使为的是告难，而不是传命。但由此可以推知，西周之时，天子遣使传命，应该是靠口头方式，而不是借助文书。派人转达命令（即传话），是书信广泛应用之前，打破空问限制的主要办法。
春秋时期，文书逐渐被用来发布、下达政令，但君主命令的发布和下达，主要还是依靠口头方式。其时诸侯布政，一般在朝会之时。诸侯有三朝，由外而内，分别为外朝、治朝、燕朝。外朝朝国人，治朝朝从政诸卿大夫，燕朝见执政大臣。《左传》中有很多史例反映出，朝国人则谋及庶人，朝卿大夫则谋及卿士，而燕朝则谋及执政。学者论及三朝，多注意其谋议的特征。其实，有谋议即有决议，故朝会之时也即是布政之时。如《左传·成公十八年》载：“二月乙酉朔，晋侯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责，逮鳏寡，振废滞……使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这是晋悼公布政于治朝。又如《左传·哀公元年》：“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这是陈怀公下令于外朝。朝会布政，应该还是用讲话的方式，而不用文书。
诸侯君主有事于他国，会遣使“致命”，所谓“致命”，就是转告其意。使者转告君命，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转告君主语。例如，《左传·昭公三年》载：“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曰：‘寡君使婴曰：寡人愿事君朝夕不倦……则国家多难，是以不获。……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择之，以备嫔嫱，寡人之望也。’”这使晏婴向晋侯转告齐侯语。又，《左传·昭公四年》载，楚王欲取得诸侯拥护，“使椒举如晋求诸侯，二君待之。椒举致命曰：‘寡君使举曰：日君有惠……寡人愿结欢于二三君，使举请间。君若苟无四方之虞，则愿假宠以请于诸侯。’”这是椒举向晋侯转告楚王语。另一种是君主只是授予大意，具体的言辞却要由使者自己组织。如前举楚王派椒举到晋国求取诸侯拥护，晋侯许之，“使叔向对曰”云云。
春秋时期，各种使者频繁活跃于政治军事舞台之上，而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所以如此，应该与当时君命主要靠口头转达有很大关系。
此外，《左传》中常见的“徇于国”、“呼于国”及“宣言于国”之类的记载，也间接反映出口头传令的方式在此时比较常见。如《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载：“（楚）晋陈之族呼于国曰：‘鄢氏、费氏自以为王，专祸楚国，弱寡王室，蒙王与令尹以自利也，令尹尽信之矣，国将如何!’”所谓“呼于国”，就是在国中奔走呼告。再如《左传·哀公二十六年》载，“（宋）司城筏使宣言于国”云云，又载：“（宋）门尹得、左师……使徇于国曰：‘大尹惑蛊其君，以陵虐公室，与我者，救君者也。’众曰：‘与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将不利于公室，与我者，无忧不富!’众曰：‘无别!’”所谓“徇”，是“遍告”之意。这是政敌双方为争取国人支持，各派人传告其言于国中。大体来说，春秋之时，诸侯城邦人口远不及后世之众，识文断字者亦以贵族为主，传达信息，应该还是以口头转达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