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冥世界其实是与秦汉帝国同步形成的女人|高宗|揭露|上官婉儿|真实|物品

编者按：来国龙的观点，比如用西方的艺术史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可能存在问题，与练春海在《重塑往昔：艺术考古的观念与方法》（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9）中所提到的观点非常相似。实际上，艺术史不但在中国有水土不服的问题，而且有些方面它根本无能为力，比如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国的书法，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既是抽象的，又非常具像，它既强调创造性，同时又要求一笔一划者不能“出轨”半步，否则就成了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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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大学艺术史系教授来国龙曾于2017年在复旦大学做了两场讲座，其中一场主题为“幽冥之旅：墓葬美术之反思”，这与他的第一部专著《幽冥之旅：早期中国宗教考古》(Excavating the afterlife: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Chinese religion)密切相关。这本书，他说“凝结了自己十多年的学术训练”，讲述的是早期中国死亡观念的转变，以及随之发生的墓室结构、丧葬文书、祭祀仪礼的变化，而背后潜藏的，是对秦汉帝国形成的洞见。
来国龙戴一副圆框眼镜，微微弓着背，浓密而蓬松的头发覆盖了他前额的大半，这使他时不时眯起的双眼藏得更深了。他出生在萧山，年轻时爱读《富春江画报》，对坐落于杭州孤山上的西泠印社颇为向往，还写过篆字，刻过印章。或许是那时的爱好在心里播下了种子，吉林大学国际法专业毕业后，他又来到北大学习考古，师从古文字学家李零。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做研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得以留学美国，专业则“因为能申请更多的奖学金”，而改成了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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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图，性质与用途至今存在争议。
来国龙基于包山楚墓的考古资料展开论述。战国时期，“厉鬼”这一概念，以及此后考古发掘中明器(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的出现，都反映了古人“死亡”观念的转变。“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祖先”，这是《幽冥之旅》第一章的题目。据来国龙考证，最早的鬼故事，出现在《左传》中。战国时期，人们的死亡观念与商代相比，已有很大变化，族内无后者、“强死”、“兵死”、“不辜”以及溺水而死者都不能被宗族列为祖先。“人们需要用更多的祭祀典礼、更长的时间来安抚这些亡魂。”在来国龙看来，之后许多驱鬼仪式以及祭祀仪礼都与这种转变有关。
“厉鬼”与“明器”出现的同时，墓葬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土坑竖穴墓向横室墓的转变，意味着祭祀空间的扩大。土坑竖穴墓一旦封闭，就很难打开，而后来出现的横室墓则能够让人再次进入其中。“横室墓中，祭祀空间已经形成，也就是说，在落葬之后，人们可以再次进入墓室，进行祭祀。对死者的祭祀时间也延长了。”“墓葬结构的变化”于是成了来国龙论述的第二章，“描述不可见的世界”、“丧葬文书”以及“幽冥之旅”则构成了接下来的三个部分。
为什么中国最早的人像是死者像，而早期古代的帝王却从不为自己造像?这是来国龙在“描述不可见的世界”时想要解释的问题。在西方的艺术发展中，“逼真与否”曾是人们评判一件画作的主要标准。来国龙认为，用西方的标准来研究中国早期艺术，恰恰是目前艺术史研究的问题所在。事实上，“中国对‘逼真’的形象是有忌惮的”。因为巫蛊等人形方术的存在，“人像”、“画像”被认为是寄寓了灵魂的。“像有控制作用，所以最早出现的人像是墓主像，他已经成了一个他者。其他的早期人像，大都是奴隶、俘虏、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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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国龙看来，古人对死去世界的想象与现实世界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死亡与再生是一个钱币的两面”。中国早期墓葬中，有很大一部分以前被认为是“镇墓兽”的器物，在他看来并不是起避邪之用，而是“求子之神”。从楚地贵族墓中发现的400多例所谓“镇墓兽”，来国龙发现，其中大都是木制，只有很小一部分为青铜铸造。春秋早期到战国晚期，绝大部分的“镇墓兽”出现在女性贵族墓中。在古代，女性的重要社会职责就是生儿育女。“对死人来说，他们到墓葬中也会寻求子孙繁衍，而从活人的角度，祖先成了神灵以后，会有更强大的力量，来为后代祈求子孙昌盛。”在分期比较中他还发现，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镇墓兽”往往仅是一根木杆，到战国中期，才插上了鹿角。对此，来国龙的猜想是：“鹿角是雄性的象征。”不过，这一观点目前尚未在学界得到普遍认可，“现在除了我，还没有学者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我坚持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