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冥世界其实是与秦汉帝国同步形成的( 二 ) 女人|高宗|揭露|上官婉儿|真实|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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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江陵雨台山战国楚墓出土的各种“镇墓兽”类型图。
来国龙猜想“鹿角是雄性的象征”，但这一观点目前尚未在学界得到普遍认可。
对死后世界的复制也出现在丧葬文书中。比如，人们能在“告地书”中看到一个冥界官僚体系。这种文书类似于阳间的地方官吏为死者写给阴间地方官吏的“介绍信”。“告地书是中国成为统一帝国之后才出现的。”来国龙由此推测：“死后世界的形成其实与秦汉帝国的形成是同步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死后世界的蓝图，才有了后来的帝国形态，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
在装帧上，《幽冥之旅》有个特殊之处，封面上写着英文书名，翻开来则可以看到白谦慎的题签“楚地宗教的考古学研究”。据说，美国的出版社曾想把这个题签去掉，来国龙不同意；随后，他们又想把白谦慎的落款去掉，他依然力主保留。因为是在美国出版，出版社考虑到大部分人不知道“楚地”，便用了“早期中国”，希望吸引尽可能广泛的阅读人群。
可白谦慎题写的中文名才是来国龙原先想要的书名。在他看来，“楚地”二字的保留至关重要，“这项研究并不涵盖整个早期中国，而是对战国时期楚墓的研究”。来国龙说，早期中国各地的丧葬情况各有不同，仅仅用包山楚墓的考古材料，并不能支持一个关于“早期中国”的结论。他不愿意贸然将自己的概括范围扩大，因为过去20年中，这种将大概念、大框架套用在有限考古实物上的研究方式成为一种流行，结果是历史叙述与实证材料的严重脱节，这正是来国龙一再强调要“反思”的问题。
自22年前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艺术史博士学位，来国龙治学、生活皆在美国。这样的经历使他对西方学者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有深入观察，巫鸿的著作成为他“反思”的重点。在他看来，《黄泉下的美术》就是典型的用西方结构来套中国艺术，“概括的范围太广”。书名中的“黄泉”就使用不当，因为用黄泉指代死后世界是很后来的用法，而在历史上，它的意思有过很大改变。把现在的概念或审美标准直接套用到古人的世界，是非法的。包括巫鸿书中主要运用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也是两个非常抽象的现代概念。“这两个观念是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很流行的术语，他就把它们拿来了，这是巫先生一贯的做法。”来国龙觉得，这样的叙事方式造成了一种“凝固化”的印象，而其实中国的历史是相当复杂多变的，概括的层面一旦太过广泛，就会忽略很多细致的东西。
巫鸿另一部著作《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曾在学术界引起争议，当时的论战被李零喻为“科索沃战争”。在来国龙看来，巫鸿本来想要解释的是“中国艺术品为何会从早期以三维器物为主的艺术转变为以二维平面为主的艺术”。但对“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这个概念，巫鸿并没有给出明确界定。“一个小铜器可以是纪念碑性的，一个玉器也可以是纪念碑性的，那么是不是只要好看的东西就是具有纪念碑性的呢?”这就是一种空泛的论述，文物背后的历史脉络依然模糊不清。“在学术界，巫鸿的这种研究方法是很容易被批评的，”为了明示自己的研究结论不能轻易推广至整个早期中国，“所以，我一定要请白老师给我写一个题签。”
2015年，《冥界之旅》入选梅隆基金会资助的艺术史出版计划，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三联书店曾与来国龙沟通，希望将该书中文版纳入“开放的艺术史”丛书，可他十分在意翻译质量，以至打算自己来译，同时再添加一些新内容，这样，“翻译的工作量差不多等于重新写一遍了”，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件事要多久才能完成。
来国龙的行动力很强。近年来，他利用寒暑假期，频繁穿梭于中美之间，在国内多所高校展开学术活动。2017年，复旦大学的两场讲座一结束，他便前往北京大学参与学术研讨会，然后再回杭州，为导师李零的七十寿辰祝寿。关于《太一祝图》的性质究竟是避兵的护符还是古人出行的祝祷用品，这对师生在观点上有分歧，“他到现在都不同意我。”来国龙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