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一口气了解中国史书编写史( 四 ) 编写|正史|《春秋》|史书|中国|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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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成为史学多途发展的一种体现。到了隋唐时期，史注进人平稳发展时期，虽然其成就没有像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突出，但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史注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增加，出现《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汉书注》等史注名作，有关史注的理论探讨也有了一定的创获。
隋唐时期，史书编修被官方控制起来，私家修史受阻，史注也随着这种变化发生了一些变化。隋唐时期的史注与朝廷也有密切的关系。唐朝秘书省“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内设秘书监一人，全面领导工作，秘书郎四人，“掌甲乙丙丁四部之图籍，谓之四库”校书郎八人，校理典籍，显庆四年(659年)又置详正学士校典籍，刊正文字”。
隋唐时期皇家子弟热心典籍的校理，参与组织注释史书的活动，太子主持或支持的史注活动有多例。隋朝太子杨勇曾令包恺等注释《汉书音》。唐朝李贤被立为太子后不久，便积极召集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学上许叔牙、史藏诸、周宝宁等一批学者，共同为《后汉书》作注。
唐朝史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和制约了唐代私家史学活动的开展，私家史学避实就虚，研究和整理历代史著，仅《新唐书艺文志》春秋类和正史类著录了这方面的书籍五十余部，其中尤以关于《春秋》《史记》《汉书》的注释与研究为大宗。宋朝也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辉煌时代。
宋金辽时期的史书编写
宋代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重视当代史，即本朝历史的编纂。宋人编纂的当代史留存了许多珍贵的原始史料，宋人积极参与修纂当代史的行为，客观上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宋朝政府十分重视本朝历史的书写，为此朝廷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修史制度，不仅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而且配备了一批优秀史学人才担任编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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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宋代官方编纂的本朝史著作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和《会要》六类。《起居注》记录皇帝日常处理的大小政务及各种活动。《时政记》是执政大臣对军国大事的记录。《实录》为编年体，除南宋末代二帝外，每一位皇帝去世后编修，取材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以及臣僚行状等等。《国史》为纪传体，在《实录》基础上纂修。《会要》则是一种较新的体裁，将一个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资料汇总起来，分门别类，当时是为了方便处理政事，后世则成了珍贵史料。
金代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统治者重视文治，设立国史院修史、记注院修起居注。国史院有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等职务分工，但国史院和记注院无专官，大都兼有别职。因涉及到国家机密，金朝起居注不甚完备。
辽代虽然战争不断，但还是延续并发展了官方修书的传统。有关辽代的历史文献遗留下来的很少，致使人们误认为辽代统治者不重视官方修书。其实，辽朝统治者比较重视文治，设立国史院专门修史，国史院有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等职务分工。
明清时期的史书编写
明末清初的明史编纂十分繁荣，从空间上说，南方地区修史成风，而北方则较弱。
南方士人表现出的勤奋专一精神，是南方史学发达的内在因素之一。从横向关系来看，个体化的史家们加强了学术上的交流活动。明末清初的明史作者群体之间，有一定的学术交流，相互之间也有一定的影响。在编纂方式上，除了独修外，出现了集体性整体性的趋势。前后近150年的明史建构活动，形成了丰富的明史文本遗产。明末清初的明史建构，整体叙述多于专业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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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编撰体例上沿袭前代，本纪、表、志、列传的基本模式并未发生太多的改变，体现了汉族文化强劲的生命力。同时，《明史》在内容上体现出满汉贵族共同的文化原则，承载着满汉对话的文化基因：极力地渲染和灌输封建纲常伦理的重要性，希望所有的人都努力遵守，保证清王朝统治秩序的稳定；宣传皇帝的圣明神武，极力突出君主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