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哲学教研|南方日报:学海拾贝六十载汉唐|外国哲学|宋明|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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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达文文集》（八卷本）
冯达文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20年12月
●冯达文
本文是著名学者、哲学家冯达文先生80岁荣休感言。近日，适逢冯达文先生八卷本文集出版发行，冯先生此文是其治学为人的小结，正好成为阅读其文集的注脚。本报发表时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做中国的哲学研究
1970年，高校恢复招生。中山大学的哲学、历史、中文合成一个社会科学系。1972年后要重新恢复原建制，我是1973年1月份从干校回来的，被安排在外国哲学教研室。为了熟悉外国哲学这个学科的历史背景，开始读的是吴于廑和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但是还没看完，就被借调去讲中国哲学史了。那时我们本系的中国哲学史课没人上，就要做西方哲学的几个老师分头承担。丁宝兰先生讲先秦，我讲汉唐，胡景钊老师讲宋明，罗克汀先生讲近代。我现在也记不得我当时怎么讲汉唐，一点印象都没有了。1976年底，我说我不回外国哲学教研室了，我就留在中国哲学教研室这边。我是很惭愧的，1977年才开始做中国哲学。所以我做中国哲学的时间不算长。1978年，因为需要跟外国的交流，最初并不安排我上课，而是学日语，看能不能去日本读点书。但当时上中国哲学史课的陈玉森老师眼睛不行了，他不能上课，就只好由我上课。可以说这时才真正走上教学岗位给1977级的同学上课。怎么个上法呢？已经离开哲学学科领域十多年了。
在我读书的时候，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都学了两年，但印象不是很深。我对前辈当然非常尊敬，但当时对每个哲学都以本体论、发展观、认识论、历史观作区分，思路不清，没有区别，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希望能赋予中国哲学一个新的知识和形式的框架，然后再去讨论这个知识和形式的框架如何支撑不同的价值意识。这是到现在为止我仍然坚持的一个做法。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点？就要找到中国思想发展的源头。我曾经用了半年时间去翻阅原始社会的一些文献、考据成果，但是弄了半年好像没有多少收获，于是转到金文、甲骨文、《尚书》这一块。我通过甲骨文、金文、《尚书》的比较，发现可以把殷商人的认知方式归结为这样一个语式，就是“帝令某”与“帝不令某”，而把西周和他们求知的语式归为“天为某令某”，这个“为某”是下令时加进的一个条件。这个归结如何引发的呢？1980、1981年左右看到物理系还是数学系老师写的文章，说计算机是用搜索树方式进行演算的，其间最简单的搜索取“是”“否”进行，进一步展开则是什么情况下“是”，什么情况下“否”，不断地往上搜索。实际上搜索树所体现的是一个认知发生学的框架。我想我们处理殷商西周可以运用这个框架，就是殷商讲“帝令某”，我们可以分析“帝”这个主词，跟“某”这个宾词，再加上主词宾词之间的系词。通过这三项我们可以揭明殷商人的认知水平还是比较简单与直接的。而西周是讲“天为某令某”的，“为某”是一个条件项，条件项的引入就有一个理性问题。“天”下令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条件的。而且“为某”这个条件指的是“德”，还有一个主体性在里面。
这个“为某”条件的介入，一方面对个人来讲，是一个主体性的问题，对公共社会来讲，是一个正义的问题，你要讲“德”、有“德”才能得到某一种东西。如果大家有闲心看《早期中国哲学略述》这本书，我是把殷商的社会形态归结到自然血缘的范畴，而把西周的社会形态归结为人文历史的范畴。最明显的表现是殷商帝王的庙号是以天干来命名的，而周人帝王庙号是以德行来命名的，与我把他们的认知水平如何从“帝令某”发展到“天为某令某”这个转变是一致的。这是我追寻哲学最初起源，而且希望赋予中国哲学以知识和形式的架构的最初设想。往后，德的拓展，与天分离，天的理论探索是由道家开启的，而德的营造则是由儒家回归到族群情感给出的。由此拉开了中国哲学发展的百家争鸣的场景。这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创发。当时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还没有引进来，算是我胡思乱想编的一套东西吧。我的理论追求是要给中国哲学一个知识体系。然后又要从不同的知识和形式建构，开出不同的价值信念，用以确保这个哲学又是中国的。那是我最早的大致想法，这个想法大概在我198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的探索与困惑》就形成了，这本书在1998年修正版改成《早期中国哲学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