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错过的灵魂——悼科学史家佐佐木力教授

王瑞来
星期五的夜里，微信群里传出一个噩耗，佐佐木力先生去世了。令人难以相信。每次的以文会，差不多都能看到这位腰板挺直、精力充沛的老人背个双肩包匆匆进入会场。不谙中文的佐佐木先生，一般是安静地在座位上看着自己携带的书，偶尔会对屏幕讨论的话题，即兴发表几句自己的意见。会后的恳亲会则一定会参加，跟大家一起聚饮。
我参与以文会的活动比较晚，因此，与佐佐木先生相识也比较晚。相识后，通过介绍，以及他送给我的一些刊载文章的杂志，我知道佐佐木先生是东京大学退休教授，主攻科学史。尽管一年几次的以文会集会都能见到，对这位和蔼可亲长者的了解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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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8日，作者与佐佐木力先生在第57届以文会合影
以文会是在以在日和旅日华人学者为主民间学术团体。作为参加者，佐佐木先生是唯一的几乎每次必来的日本学者。相识之后，我在下一次以文会开会的时候，就特地给佐佐木先生带去了一本我的日文版中国通史《中国史略》。
于是，我跟佐佐木先生，围绕着这本《中国史略》，便有了浅浅的交往。会后数日，佐佐木先生打来电话，不巧我去国内参加学术会议，没有能够通话。后来又专门写来明信片。不仅仅是对赠书表示谢意，更是提出了他的建议。佐佐木先生建议我把这部600多页的通史改作日本流行的文库本出版。这一建议的提出，我想一定是佐佐木先生在阅读之后产生的。
由于我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的，因此，至今邮箱里十分珍贵地保留下来几通我跟佐佐木先生的通信。
当我对佐佐木先生的提议回复表示感谢之后，先生很快写来回信。信中写道：“《中国史略》是部很好的书。通史我读过好几本，包括宫崎市定那部日本人撰写的《中国史》，我都不满意。”谬奖之后，先生讲了推荐的设想，他说，某出版社的编辑是他原来在东大的学生，打算通过这位编辑来说服编辑部立项出版。不仅讲述了具体运作，先生还对书本身提出了具体意见，第一，日语行文与内容尚有修订的余地；第二，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也需简单归纳补入。最后先生说，对此，我会尽最大限度地努力。这样说之后，还担心彼此尚不大熟悉的我对他的热情产生误会，又附加了一句：“当然，我的名字不会作为著者出现。”信的后面先生还细心地给我留下了手机号码，并告诉我说，以文会开会那天，他在别处有演讲活动，晚上二次会饮酒之时会到场跟我具体相商。后来为了跟编辑见面时推荐，又专门来信向我询问此书可以面向什么样的读者层。因为内容较多，先生又建议可以分作两册。
不过，充满信心与热情的佐佐木先生把事情想象得过于简单了。或许是跟编辑初步的商谈遇到了阻力，先生来信说，现在日本的出版界奉行销售第一主义，计划能否顺利实现还很难说。尽管佐佐木先生的愿望未能实现，但先生对小书的肯定评价和为再度出版付出的努力依然让相识未深的我如遇知音，也感受到一种知遇之恩。
出版受阻，并未终止佐佐木先生与我围绕着《中国史略》的讨论。有一天先生发来一通邮件，写道：
关于大著《中国史略》，有一处想请教一下。第297至298页言及刘知几《史通》，主张历史家应当具备“才”、“学”、“识” 。这是非常重要的认识，请问是出自《史通》的哪一部分。因为阅读时很感兴趣，就从图书馆借来了《四部丛刊初编》本的《史通》。其中内篇第九、第十论及了这些内容，我很想知道您引用的部分具体在哪里？如蒙见教原文，则不胜荣幸。反省之下，自己皆乏“才”、“学”、“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