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鲁迅：婚姻是母亲给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 二 ) 婚姻|母亲|鲁迅|朱家|朱安|礼物|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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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朱安的年纪确实很大了，朱家本来已经忧心忡忡，偏偏有传言说鲁迅已经和日本女人结婚，而且还有人亲眼看见他带着儿子在神田散步。这使朱家十分惊慌，也最终促使鲁瑞下决心把鲁迅召回国。多年以后鲁老太太怀着内疚对人说起她把鲁迅骗回国的事情：……倒是朱家以女儿年纪大了，一再托媒人来催，希望尽快办理婚事。因为他们听到外面有些不三不四的谣言，说大先生已娶了日本老婆，生了孩子……我实在被缠不过，只得托人打电报给大先生，骗他说我病了，叫他速归。大先生果然回来了，我向他说明原因，他倒也不见怪，同意结婚。因为鲁迅迟迟不归，使得周朱两家的长辈都很焦急。不得已鲁瑞略施小计，托人打电报谎称自己病危，让鲁迅速归。同时开始重修家中的房屋，准备为鲁迅办婚事。三弟周建人当时18岁，在离家很近的塔子桥边的马神庙里的小学教书，母亲是否曾托他写信或打电报给大哥呢？遗憾的是在他的回忆里全然没有提及。据他回忆，1906年夏初，他从学堂回到家，看见家里来了泥水匠、木匠，在修理房子了。这时他才知道，母亲急于修理房子，是因为准备给大哥办婚事了。修房一事，是家中的大事，周作人也曾有回忆：“为什么荒废了几十年的破房子，在这时候重新来修造的呢？自从房屋被太平天国战役毁坏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中间祖父虽点中了翰林，却一直没有修复起来。后来在北京做京官，捐中书内阁，以及纳妾，也只是花钱，没有余力顾到家里。这回却总算修好，可以住人了。这个理由并不是因为有力量修房子，家里还是照旧的困难，实在乃因必要，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楼上两间乃是新房，这也是在我回家之后才知道的。”按照周作人的说法：“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不过他也声明自己当时在外读书，对重修房屋与鲁迅结婚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忆里也说：“……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听话。”事情的进程当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说的那么简单，但他的说法和通常我们所知道的大相径庭，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与鲁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1939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会上他也说到这事：“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作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在清末的中国，包办婚姻是天经地义，悔婚是很严重的事。鲁老太太把鲁迅骗回国，实为无奈之举。其实，这一天是迟早的事，逃避终究不是办法，鲁迅既然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志，默默地接受这命运。假装大脚的新娘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鲁迅与朱安在周家新台门的大厅举行了婚礼。从1899年与周家少爷订婚到二人举行结婚仪式，朱安等了七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想必也隐约听说了，周家少爷对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也许，就是在长达七年的近乎绝望的等待中，她记住了长辈们常在她耳边说的那句话：“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按当时绍兴风俗，如果姑娘被男家退聘，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是家族的耻辱。既然和周家少爷订了婚，那么她死也要死在周家，她没有退路。这或许也注定了她日后凄风苦雨的一生。参加婚礼的有三个台门里的本家，还有其他一些客人，老台门的熊三公公是族长，这天前来主持拜堂。对旧式婚礼种种繁琐的仪式，鲁迅均一一照办，没有任何违抗。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时家里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结婚当天，周家少爷最惹人注目的是他头上的假辫子，对此，鲁迅的从弟周光义曾有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六月初六这一天，新台门周家办起喜事来。早上，新郎本来是剪掉辫子的，如今戴着一顶罗制的筒帽（有点像后来的拿破仑帽），装着一支拖出在帽下的假辫子，身上的服装用套袍，外面罩上纱套，脚上穿着靴子。礼堂不知道什么道理设在神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