页手稿|一页由巴金保存的手稿( 三 ) 萧珊|译稿|巴金|保存

巴金正是在这些抄稿基础上，为已经故去的罗淑编出了一册翻译集。这本集子收有从法文翻译的作品五篇：《白甲骑兵》（法P·玛尔格里特）、《棺材商人》（俄A·普式庚）、《耶稣降生的槽边的牛和驴子》（法Superrille）、《决心》（法T·雷米）、《贝多芬笔谈》（法R·罗兰），其中四篇是小说，只有一篇《贝多芬笔谈》因文体不同，作为附录放在了最后。
由此可见这页《棺材商人》手稿，应是1941年7月到8月之间由他人在上海抄写而成。那会是由谁抄写的呢？这个大概只有当时在上海具体办理此事的陆蠡知道了。但陆蠡在帮助巴金出版罗淑翻译集《白甲骑兵》后第二年就牺牲了。陆蠡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翻译家、散文家、编辑家。他与巴金1933年初识，1936年进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抗战爆发后，吴朗西离开上海，文生社只剩下巴金、陆蠡等三四个人在维持。在艰难的事业中，两人渐渐相熟起来，以至每星期中必有一次聚餐，参加的还有朱冼。他们三人就常常在书店的客厅里谈到深夜，后来忽然想起宵禁的时间快到了，巴金和朱冼才匆匆离店跑回家去。深夜寒气逼人，可巴金总觉得“我的心总是很暖和，我仿佛听完了一曲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我是和一个崇高的灵魂接触了。”1940年7月巴金决定离开上海，陆蠡和巴金的三哥李尧林一起赶到金利源码头送别坐怡生轮去昆明的巴金。两人立在岸上对着巴金微笑，挥手告别。这是陆蠡留给巴金的最后画面。巴金走后，陆蠡主持文生社在上海的一切业务。但当时条件极其艰苦，只有陆蠡和另一位编辑还在继续坚守。巴金在《文丛》二卷五、六期合刊上写的《卷头语》中曾写道：
“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的，制版的，印刷的……用两个‘平民’的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来克服这种种的障碍，在这时期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们毕竟忍受下白眼，吞食下悲愤，默默地做去了。”
陆蠡负责的上海文生社虽在沦陷区，但仍然坚持出版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洋溢爱国主义激情的文艺作品。这为陆蠡带来了杀身之祸。1942年日本进驻上海租界，陆蠡发往西南的抗日书籍在金华被扣，日本宪兵队追踪到上海，查封了书店，没收了全部《文学丛刊》。陆蠡当时并不在书店，其实已经逃过一劫，但当陆蠡得知此事后，不顾胞妹的劝阻，于1942年4月13日亲自去巡捕房交涉却被逮捕，后被转到虹口日本宪兵拘留所，刑审数月，惨遭杀害，年仅34岁。陆蠡先生的离世使得我们无从查清这页稿纸究竟是何人所抄写。但可以想象在1941年陆蠡为完成巴金编辑罗淑的翻译集《白甲骑兵》而在上海四处奔波，寻找五、六年前各种曾经刊登过罗淑译稿的刊物时的情景。陆蠡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正如巴金所说：
有了这样的朋友，我的生存才有了光彩，我的心才有了温暖。我们平日空谈理想，但和崇高的灵魂接触以后，我才看见了理想的光辉。所以当我和圣泉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充满快乐地想：“我不是孤独的。我还有值得骄傲的朋友。我相信要是我有危难，他一定会不顾一切地给我援助。”
陆蠡深知巴金对罗淑的那份友情，也知道巴金编辑这本罗淑翻译集的意义，所以在找到发表《棺材商人》的刊物后，陆蠡一定是请了一位书写功底很深的人认真地、工整地抄了一份，而后将抄件寄给远在昆明的巴金。
巴金对于编辑该书的环境，在该书后记中有过介绍：
“关于原作者我无话可说，因我手边无一本可作参考的书。译文后面原先附有介绍之类的‘后记’的，在这里自然全部保留。未附有的，就只得让它缺如了。这样办，我其实不能算是尽了责。不过这些日子我们是在一种抓彩的情形下过活。我们的大部时间都花在这件事上面。我们每天都抓彩。抓的不是金钱，却是死亡。倘使一旦抓到，则在轰然一响之后，我的心灵就会消灭，我也没有机会来做任何事情了。由此即使草率地做完一件工作，在我，也是一桩值得欢喜的事。但这情形不知道会不会被一般的读者了解。”